中国新政权在二战后，没有继承的地方，主要是，蒙古，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当然也应该包括海参威。以及，被苏联占据的其它地方。

这些地方，一般属于两类。其一，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如，中国丢失的海参威，被苏联占据的其它地方，以及英国与葡萄牙的殖民地香港与澳门。其二，当地或转移过去的政权。比如，蒙古与台湾属于这类。

中国丢失的领土，被别国殖民的地方，又有两个模式。一是，赶尽杀绝型。比如，中国东北丢失给俄罗斯的土地，上面的原住民，就被殖民者，赶尽杀绝了，变成了只殖民，俄罗斯人的殖民地。二是，混合型殖民地。既有宗主国的殖民人口，也有本地的原住民。香港与澳门就是这个类型。殖民地的最终命运也取决于殖民地上面的人口构成。这是决定，人心所向的重要因素。中国丢失的殖民地有两个命运，回归中国，永久丢失。香港与澳门，由于绝大部分人口是汉族人，就比较顺利的回归中国。而被俄罗斯占去的殖民地，由于生活着俄罗斯族人，几乎没有汉族人。不可能回归中国。中国现在也不对这些地方能否回归中国，寄予多少希望。

当地或转移过去的政权，又有两个情况。一是，非汉族人政权。比如，蒙古。虽然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中国对蒙古人的吸引力不是那么大。就是现在的以中华民族自居的政府，也清楚这一点。也不对蒙古是否回归中国，寄予多少希望。因此，就基本不提这个事情。蒙古政权当然也不提这个事情。

二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曾经统治过中国，现在已经被迫退出大陆。这个政权基本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没有忘记，重新管理中国。只是在管理方式上，与大陆政权有所争议。现在，台湾也有许多人，要求永久脱离中国。当然，也有许多人，反对永久脱离中国，这些人只是在究竟怎样与中国融合，有所分歧。

蒙古政权与台湾政权，虽然人口构成都是中华民族，但是，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小就不一样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人口构成的差别，一个是中华民族中的蒙古族人，一个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人。两族人民，对中国的向心力是有差别的。虽然，新政权中，汉族人地位并不高。但是，由于汉族人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对现代的汉族人，影响很大。这是汉族人，对中国具有较大向心力的原因。如果在政策上继续压制汉族人，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就会慢慢降低。这是毁灭汉族人对中国向心力的主要办法，就是，在政策上歧视汉族人。也是彻底分裂中国的捷径。

台湾如果生活的不是汉族人，那么现在就不会有什么台湾问题了。台湾也许，早就是一个加入联合国的政权了。当然，就不存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了。之所以有两岸统一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台湾是汉族人。原因就是，过去的台湾人不愿意永久与大陆分裂，现在的许多台湾人也不愿意永久的与大陆分裂。而蒙古就不一样了，说独立就独立了。到现在也无所谓蒙古问题了。有人会说，蒙古是在苏联的支持下，独立的。苏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那么，台湾的支持者，难道就不强大了吗？并且有海峡相隔，如果独立，相对蒙古，就更容易。但是，为什么独立的恰恰是蒙古呢？原因就一个，两个地方的人口构成不同。

民族构成对省份的独立意识影响是很大的。中国有30多个省级单位区域。绝大部分都以汉族人为主。只有两个省份，汉族人构成不占优势。西藏与新疆以非汉族人为主，这两个地方，也是大陆具有明显分裂活动的省级区域。大陆只有两个省级区域不是以汉族人为主，这两个省级区域，分裂的活动，在大陆最多。如果大陆的各个省份都不是以汉族人为主，那么，几乎可以说各个省份，都会有较多的分裂活动。从这些省份的实际统计上看，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一般要超过非汉族人。

有人说，以汉族人为主的台湾，也在搞着分裂活动。就算如此，那也是占汉族省份的很少的比例。3%点多的概率。而以非汉族人口构成为主的省份，具有明显分裂趋势的，却是100%的概率。当然，必须分清台湾情况的特殊性。如果中国的各个省级区域，都拥有台湾那么大的实际权利，那么，非汉族人为主体的省份，早就独立了。例子当然有，蒙古就是典范一例。

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是比较强的，是维护中国完整的最主要力量。而现在的一些政策，对打击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作用很大。这极大的削弱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人，影响也很大。计划生育通过具体的生育政策，减少了中国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减少了，对中国向心力比较大的人口比例。等效于平均减少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向心力。

附文1：汉族不灭之迷“繁衍的作用”

中国特别是汉族可是个多灾难的民族，历史上数不清楚的天灾人祸，几乎把整个民族葬送。而比内战和天灾更可怕的有意识民族灭绝政策更危险，但汉族就是这样挺过来了，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民族。

中国特别是汉族可是个多灾难的民族，历史上数不清楚的天灾人祸，几乎把整个民族葬送。而比内战和天灾更可怕的有意识民族灭绝政策更危险，但汉族就是这样挺过来了，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民族。

汉族具有强烈的融合性，善于把其他民族融合到汉族对民族的发展功不可没，但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因为融合总是人数少的民族融合到人多的民族，如果汉族人口相对少的话，不但不能融合其他民族，恐怕自己都有可能被融合。

那汉族几千年来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就是自己繁衍的作用了，汉族从很早就对人口的繁衍有很大的推动，后代众多是被认为幸福和骄傲的事情，反而后代少就不好了。在这样的动力下，人口的繁衍总是填补了损失，不断的发展起来。而同样世界上某些民族则因为繁衍能力和观念，逐渐走上消亡和衰落。

北美的印地安人是个好代表，他们在不断的民族清洗下逐渐衰落，有的种族甚至绝种，如果不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出现，恐怕整个北美印地安人都没有了。而拉美的印地安人因为自身的繁衍能力，也不可能被杀光，所以保持下来，但因为缺少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他们与欧洲人融合了。但却没有灭亡。

而中国从远古时期就不断面临着外族的威胁，有的时候甚至是民族灭亡的威胁，但因为自己本身繁衍能力，比任何一个曾经差点把它灭亡的民族发展的都壮大。最早戎族威胁着中原，但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真正带来民族生存威胁最早的是匈奴，汉高祖白登被困就说明了，但随着汉族的繁衍能力，在作战质量上的不足很快被数量弥补，最终汉族笑到了最后，而匈奴则不复存在。

还有突厥人，他们也曾经想把汉族灭亡取代汉族，但他们虽然作战能力高，但在民族繁衍上落后了，汉族用人口这个武器最终战胜突厥，而突厥人只好放弃争夺汉族人的土地，转而争夺其他民族的土地，就有了今天的土尔其和阿塞拜疆。

而第一次真正想把汉族完全灭亡的外族是铁木真统治之后的蒙古，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计划的进行民族灭绝，妄图消灭汉族，这样的过程从铁木真开始一直到蒙哥和忽必烈时代早期。当时蒙古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所有的汉族人杀死。蒙哥时期在四川就是这样做着的，几乎杀光了四川的汉族人，但很快就被湖广来的移民补充上了，蒙哥见识到了强大繁衍能力的厉害，也因此死在了四川。即位之后的忽必烈早期也想进行灭亡汉族的行动，但他发现汉族的繁衍能力太强，杀也杀不完，于是只好采取怀柔政策。整个南宋时期虽然每年都战乱天灾不断，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屠杀不断，民族始终存在危险，但人口并没有很大的减少，这与汉族的强大大繁衍能力是有关系的，也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创造了条件。

而在近代日本人也想这样做，但他们遇到了蒙古人一样的问题，汉族人的人口基数太大，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掉整个汉族。而相同时间在欧洲的犹太人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在欧洲的人口基数少，几年的时间整个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就不多了。如果不是犹太人是世界各地分布广泛，纳粹被打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而如果犹太人遇到汉族同样的情况，比如蒙古人把整个汉族的居住地完全统治，就如同纳粹完全统治了世界，那犹太人还能够有吗？

举个自然里的例子，这里不是侮辱汉族，只是大自然里的规律，大自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有人的历史里，人就不断对老鼠蚊子和苍蝇这些对人类有害的动物进行灭绝，但很不幸，这些没有智力的动物他们好象比人类发展的更好，原因是什么？是它们强大的繁衍能力和应变能力，而汉族就有这样的能力，自然界许多事情都如此相同。

说个题外话，如果老鼠也自己进行节育，那老鼠会是什么结果？

附文2：南斯拉夫的民族悲剧

原南斯拉夫地区概况。现在至少属于6个国家。如果包括科索沃，将是7个国家。这7个国家，原来共同属于南斯拉夫。

1995年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

斯洛文尼亚，面积2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人口密度为100人每平方公里。斯洛文尼亚民族约占８３％。少数民族有匈牙利族、意大利族和其他民族。官方语言为斯洛文尼亚语。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斯洛文尼亚２００７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６６１６欧元。已经属于高度富裕国家。

克罗地亚，面积5.65万平方公里，人口480万。从另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国家有4 4 4 万 人口(2006年7月)，不知道哪个准确，人口怎么会越来越少。人口密度为85人每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是克罗地亚族（７８．１％），其他为塞尔维亚族、穆 斯林族、匈牙利族、意大利族、阿尔巴尼亚族、捷克族等。官方语言为克罗地亚语。主要宗教是天主教（信教人数占总人口的７６．６％）。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面积5.11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人口密度为88人每平方公里。穆 斯林族40%、塞尔维亚族30%、克罗地亚族17%、阿尔巴尼亚族、匈牙利族等。伊 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穆 斯林族主要用塞尔维亚语。波黑由两个实体组成，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联邦（中文又称穆克联邦）以及塞族共和国。位于东北境的布尔奇科市不属于任何一个实体。这是经过多年的战争，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是南斯拉夫解体后，战争的主要产生地。

塞尔维亚，面积8.83万平方公里，人口980万。人口密度为111人每平方公里。官方语言为塞尔维亚语。主要宗教是东正教。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２００５年塞尔维亚共和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３２７３美元。（包括科索沃，科索沃人口200万，面积1.09万平方公里。科索沃人口密度183人每平方公里。现在90%是阿族人，信仰伊 斯兰教。1930年大部分是塞尔维亚族人。阿族人靠高生育率，获得在科索沃的人口优势。）

科索沃与伏伊伏丁那的相同之处都是自治省，区别主要是，民族构成状况不同。科索沃是以阿族为主，伏伊伏丁那多个民族构成，这些民族之间相互牵制，形不成统一力量。科索沃的阿族是伊 斯兰教，与塞尔维亚民族信仰差别较大。伏伊伏丁那人口信仰东正教，与塞尔维亚民族信仰一样。信仰与民族构成情况的不一样，导致二地的独立愿望不一样。

黑山，面积1.38万平方公里。人口60万。人口密度为43人每平方公里。

马其顿，面积2 .57万平方公里，人口210万。人口密度为82人每平方公里。其中黑山族和塞尔维亚族分别占43％和32％。官方语言为黑山语。主要宗教是东正教。

按照上面的人口数量，估计在1995年，南斯拉夫范围内，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共有人口2150万左右。人口总量不多，但是，民族数量却不少。主要有6大民族。民族分布是大聚集，小杂居。宗教构成复杂。是欧洲民族构成与宗教构成最复杂的地方。各种矛盾产生的概率，必然较大。号称欧洲的火药桶。

塞尔维亚族估计占南斯拉夫总人口的40%左右。是南斯拉夫第一大民族。克罗地亚族应该是第二大民族。

铁托统治南斯拉夫约35年时间。是南斯拉夫后来战争悲剧的源泉。南斯拉夫原来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原来主要是三部分构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部分。此时的塞尔维亚，占南斯拉夫大部分的人口。铁托不属于塞尔维亚族，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铁托想方设法削弱塞尔维亚力量。从塞尔维亚分出了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内部分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铁托创造了南斯拉夫民族概念，这个无中生有的概念，其效果是，分化了各民族，主要是分化了塞尔维亚民族，这个政策不是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是破坏了民族融合。这些措施较大的削弱了塞尔维亚。使南斯拉夫各部分，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部分。有利于维护铁托的独 裁统治。铁托只想到自己的统治方便，没有考虑南斯拉夫的长远存在。给南斯拉夫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波黑人口构成主要是塞尔维亚族，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有信仰伊 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铁托为了分化削弱塞尔维亚族人，创造了一个新民族穆 斯林族。把信仰伊 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称为穆 斯林族。这个创造危害深远，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族。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斗争。

在2009年4月4日（周五）晚7點半開始的湖南衛視“天天向上”節目將做一期名為“夢回大唐”的節目，將介紹漢服。

放上网址，以便浏览：

上半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yNjE1NzI=.html

下半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yNjUzNjQ=.html

《天天向上》是由湖南卫视打造的大型礼仪公德脱口秀节目，2008年8月4日首播。节目的主持阵容由汪涵、欧弟、田源、钱枫、俞灏明、矢野浩二、金恩圣（小五）七位组成。该节目采用全国第一支偶像男子团体的概念，用各种形式来传播中国千年礼仪之邦的礼仪文化。节目氛围欢快轻松幽默，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有较高的收视率。另有同名歌曲、系列丛书《天天向上丛书》及同名电影。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 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几于毁灭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 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 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以利马窦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为例，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 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世界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　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 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满清，完全沦落为满清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比起满清时期“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不知多了多少的实干与自信）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 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 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 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人是用大脑思考的，满酋主子奴 才们至死都不相信）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满清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 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 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 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 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 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命妇是指丈夫或二字做官的妇女；士庶妇是指士或庶人的妻母。命妇的常服与士庶妇的常服士不同的。命妇能穿戴绫罗、锦、绣等华贵丝织品，而士庶妇只能穿戴绤、绢等普通丝织品。命妇能服用朱、紫等色，而士庶妇只能服用黄、白、青、碧等色。唐代命妇的服色随从丈夫的服色，开元十九年敕：妇人服饰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以上母妻通服紫，九品以上母妻通服朱，五品以上母妻衣腰襻褾缘用锦绣。元代服饰制度，命妇一至三品得服用浑金衣服，四、五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服销金及金纱答子。上述衣服当然不是士庶妇可以穿用的。

命妇佩戴的首饰和所穿衣服一样，取决于她的丈夫或儿子的政治地位高下。金、珠、翠、玉等只有命妇才能享用，士庶妇女不敢奢望。宋代规定非命妇不得用销金、泥金、珍珠装缀衣服，不得用金首饰，及以金为钏、珥、环等，亦不得用珍珠装缀首饰及顶珠、璎络、耳坠等。

（二）六服

据《周礼·天官·内司服》的记载，王后有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褖衣，即“六服”。并有白纱制的衣里以显示六服的色彩。袆衣、揄翟、阙翟是祭服。从王祭先王穿袆衣，祭先公穿揄翟，祭群小祀则穿阙翟。以上三种衣着，都刻缯为翟（一种有五彩羽毛的野鸡）形而彩画之，缀于衣上以为纹饰。袆衣玄质（一说素质），揄翟青质，阙翟赤质。鞠衣饰王后行亲蚕与享祀先蚕之礼的礼服，因此服色像桑叶始生之色。展衣白色，是以礼见王及宾客之服。褖衣色黑，是侍奉王及在家闲居时之服，当不属于礼服。

（三）秦汉礼服

内宫之服，即皇后、贵人等的服制，此时也已确定。祭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均为“绀上皂下”，即上衣天青色，下裳黑色。朝服，服色“青上缥下”，即上衣藏青色，下裳月白色。贵人则“纯缥上下”，即上衣、下裳皆月白色。上述之服，都是深衣制。其服饰区别明显。太皇太后、皇太后俱有簪珥，。皇后除了簪珥外，还有假结步摇。贵人则为黑玳瑁，加簪珥。长公主较之贵人，加了步摇。而其他公主则仅有簪珥。

（四）魏晋南北朝礼服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同男子服饰既有相似又较庞杂。命妇服饰略有增添，像北朝服饰多用锦绣。贵族妇女的礼服有谒庙服、蚕服，头梳假髻饰步摇花，并以钿的多少区分等级的尊卑。皇后假髻步摇十二钿，最尊贵；诸王妃、长公主饰大手髻七钿，次之；九嫔一下五钿；世妇三钿，最卑贱。

（五）隋唐礼服

皇后的礼服有三：

袆衣：深青织成为之，画翚，赤制，五色，12等。素纱中单，黻领，朱罗縠逯襈裾。蔽膝随衣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青袜、青舄，以金饰。这是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

鞠衣：黄罗为之，不画，蔽膝，大带，革带，舄随衣色，余同袆衣。这是亲蚕之服。

钿钗檀衣：12钿，服用杂色而不画。加双佩小绶，去舄加履，首饰大小花12树，以象衮冕之旒，又有两博鬓。这是燕见宾客之服。

（六）宋代礼服

皇后、皇妃及各内外命妇的服饰，据《宋史·舆服制》、《太常因革礼》和《文献通考》的记载，有袆衣、揄翟、鞠衣、朱衣、礼衣等几种。其首服有九龙四凤冠、龙凤珠翠冠、九翚四凤冠、花钗冠等。政和年间，制定命妇服制。其第一品为花钗九株，宝钿数同花数，绣翟九等；第二品花钗八株、翟八等；第三品花钗七株，翟七等；第四品花钗六株，翟六等；第五品花钗五株，翟五等。

（七）明代礼服

皇后的礼服，是冠为圆匡，外冒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加大小花各12枝，冠两旁各有二博鬓，12花钿。其服为深青色盘领或交领右衽的袍衫，领袖、缘为朱色。蔽膝也是深青色，缘为酱色。衫袍上绣翟纹，间以轮花，领织金龙云纹。内衬素纱中单。足着青袜和金饰的舄。

皇后和其他命妇的礼服还有大袖衫、褙子、霞帔等。大袖衫款式为盘领式对襟，衣襟宽三寸，有用纽子系结衣襟的。后身比前身长，行走时将所长部分向内折，用扣子固定，拜礼时则将内折部分放下。袖长三尺二寸二分，袖口宽达三尺五分，称为大袖衫当之无愧。褙子又称“披风”，与唐代的半臂、现代的背心、坎肩一类的服饰相似，为秋冬所服，夏季亦有。霞帔时贵族妇女礼服上专用的佩饰。因其美如彩霞，故取名霞帔。饰于肩部、胸部、背后。两肩各搭佩一条，每条五尺七寸长、三寸二分宽。搭佩比例是前较长而后较短。每条霞帔上各绣花禽纹样七个，随品级、身份高低而有别。在霞帔两端合处，有以金、镀金、银等制成的坠子。

尸山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重镇比，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无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二十四万清寇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八十一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鞑靼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寇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贼寇玉石俱焚，清寇不得不三军挂孝。破城之日，阎应元身中数箭投水自尽，被清寇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宁愿留忠发，不肯剃奸头,穿戴汉服死，不做旗装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让我们来重温360年前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吧！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江阴降清，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此后，方亨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满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我中国男儿岂可失身！！”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江阴义民正式反清复国。江阴百姓起义的消息传开后，伪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寇的进攻 。

闰六月二十一，伪清贝勒博洛命汉奸奴才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寇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十万。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寇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寇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残废，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寇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清寇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寇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寇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寇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寇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寇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寇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寇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寇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寇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寇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寇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寇，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寇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满清。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寇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寇营帐,炸死清寇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中国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鞑靼。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伪清亲王多铎（屠扬州之禽兽）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汉奸走狗孔有德（多年后被李定国军围于桂林，畏罪自杀）“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多年后被李定国将军击毙）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匪首博洛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

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做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情词悲楚，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

《纪念民族英雄阎应元殉国360周年》

之葵再拜泣下，蜚默默无语。

匪首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寇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寇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父子相见，兄弟相逢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寇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寇察探后，方知是诈降。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满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满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清二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寇。清廷多次劝降，城内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寇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炮弹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寇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寇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寇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寇上城时，一队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寇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寇才敢下城。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寇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寇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寇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寇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寇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

呜呼！中国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 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鬼子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若我国人还有明人之气节。何叫300年后日寇亲华，伪军大盛？

阎应元，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堪成明末四杰！彪炳千秋！！

一
我们为什么要穿起汉服？
当岳飞将被取消民丶族英雄而秦桧、洪承畴将要站起来……
当有人提议中医应该被废除、大呼传统文化全是糟粕……
当读到那本刻意诋毁农耕文化和中丶华文明的图腾书籍……
当听到某些学者窃踞大众传媒，对侵略者和屠夫的歌丶功丶颂丶德……
当看到在象征着华夏文化陨落的景山上那些穿戴着清装照相的麻木的眼神……
当感到无数的青年人对本民丶族的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从崇欧崇美到哈日哈韩，数典忘祖，代代相传……
如此下去，不知这个民丶族将要走向何方？我们忍无可

二
孝敬父母，是为人之基本。孝敬父母的人，会不尊敬自己的祖父祖母，乃至列祖列宗吗？
忠于祖国，是为人之大义。忠于祖国的人，会不热爱自己的民丶族，并传承民丶族的文化吗？
我们这个族群，却正在滑入不忠不孝的深渊，已渐渐失去了做“华夏”儿女的资格……
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我们曾以衣饰华美而引以为荣，今已剥为赤丶裸。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我们曾以礼乐教化使海内威服，今已沦为野蛮。
以衣冠为名的民丶族没有衣冠；
以礼仪著称的国度没有礼仪；
以祖宗为荣的人们藐视祖宗；

以辉煌、包容、薪火相传而令世界叹服的文明，面临着被不肖子孙主动放弃、肆意阉丶割的厄运。
衣冠上国今难在，礼仪之邦梦成灰！

三
维天有汉，华夏有衣。
汉服是未被扭曲阉丶割的、正统的华夏文明的象征。
汉服运动是重振民丶族精神、推动民丶族复兴的一面旗帜，是了解、接近、钟爱传统文化进而继承、弘扬的一把钥匙。
我们穿上汉服的意义，即在于此。

汉服者，不是愤青，也不想作秀，更不是什么极端主义或民粹主义者。我们只是一群珍惜民丶族文化、热爱华夏衣冠的普通人，一群有基本的历史正义感和文化良知的普通人。

面对非议，我们不愿争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场由民间发起的汉服运动，参与者和支持者越来越多，在国内外已渐成燎原之势。

四
我们向路人展示着封尘了三百余年的汉家衣裳，我们向市民介绍着本不应该被歪曲和误读的华夏文明，我们期待着中国人能重新找回那久违了的民丶族精神——敬天法祖、自强不息、宽容博大……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但依然竭尽全力。哪怕是多做一点一滴，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和生养我们的九州大地，良心有安，问心无愧。

大凡我们谈到日本，想到的是个穿和服的，说起美国，印象里就是牛仔装，讲到印度，就会想起莎丽，阿拉伯，就是缠头和大褂。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里请了前新华社驻中东记者唐师曾（著有《我走进了金字塔》一书，还红了一阵，估计各位中有人看过）做评论员。他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规则，还是说英语的人定的＂。而和这句话联系到我们这个论坛的，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西装了。

在下不是说西装不好，也不是建议大家都把西装脱了，去穿别的来代替正装。可事实是，为什么西装成为国际通行的正装，而不是别的服装呢？不得不承认，现在乃至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文明，也就是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仍然是世界的主导力量。所以，所谓其强势的表现，它的多种文化因素也依然会影响我们。与以往的历史不同，过去，被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由于处于文化优越的地位，所以可以用内在的文化强势在历史长河中吞没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五胡十六国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异常强大的时间，赫连勃勃自称夏后裔，卖了自己的祖宗；北魏孝文帝改革力挺汉化，不准穿鲜卑人的衣服和说鲜卑人的语言。服饰就是汉族融化强敌的最有利的三大武器之一（另两个是语言和儒家教育。这三者就是所谓的＂王化＂）。自近代以来，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是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中最为毒辣的武器竟也与我们祖先所用的如出一辙。现在举国学英文，入目是好莱邬的电影，文人中竞想流行的不乏老外的哲学和诸如米兰－昆德拉的消遣文学。而其中最最触目惊心，我们又偏偏麻木了的就是，我们西化的休闲和正装。我们还能空出多少空间给我们自己的服饰文化呢？当初，我们理直气壮的给东夷北狄西戎南蛮＂革之以衣冠＂，可现在好象正相反。幸好好还有一批有骨气的人在苦苦坚持。可假使没有，我们还凭什么去对老外说＂振兴中华文明＂呢？只怕文明二字就此空了。

我坚信我们会在长期的卧薪尝胆之后重新屹立与世界强国之林，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好在我们这一代守住自己的＂根＂，而不是什么空谈。真正的能把祖先优秀的文化在困境中守护下来。我不希望以后穿着汉服走在街上会遭遇希奇和疑问的眼神，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心态。也不希望只是部分所谓文化人搞的几个服装展示会的作秀，而是人们都自觉的在自觉的接受和传承祖先的神韵。

封尘了三百余年的汉家衣裳

我们为什么要穿汉服？- 汉南柳（天涯）

在帖图区看到几个汉服复兴运动者上街着汉服的帖图，很是兴奋，于是要随手写上几句。

首先说明一点：我完全赞同现在的汉服运动（影响不知大不大，我希望能形成潮流）。

然后再强调一点：我不是大汉族主义者。对中国现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我并不持任何轻视、仇视、排斥的态度。

特别要说明的是:对屠杀、侵略过我们的几个草原民族，我会牢记历史的教训但并不特别去仇视他们，毕竟暴行已成历史。

说几句题外话，在煮酒一直看赵丰年先生的帖子，对他一系列关于蒙古暴行的揭露的帖子很是心折。读史才会明白，我们今日之和平并非上天赐给我们的，是先祖们受尽苦难方得来的。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所以今日之民族团结决不能用忽略和背叛过去来获得。

我们现在讲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对这一点我很赞同。汉族虽大，汉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悠久而伟大的文化，但并不代表我们能有权力去影响、改变，甚至同化其它民族的文化传承。

从目前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保护现状来看，我们能发现各民族基本上都保留了自已的特有文化。基本上每个民族都保留有自已独特的服饰、舞蹈、语言、宗教信仰，这是我们一直提倡民族团结及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的成果，可以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多保护的很好。因为这种开明进步的民族政策，中国除了极少的几个民族，基本没有独立的诉求。这与前苏联不同，我们做的比他们好。

可以负责任的说，在数十年民族平等的教育成果下，对少数民族持歧视心理的汉人很少。

但汉族能不能有民族自豪感？有了，就算是大汉族主义吗？

我在煮酒看了不少颂扬汉唐文治武功的帖子，比如颂扬陈汤的那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别的不说，单这句话就太多人叫好了。

这种情形，也许有非汉民族的朋友会认为是大汉族主义，因为这话有强权及血腥的味道，但其实这句话能这样改一下表述，比如在学校，一个斯文的学生让人打了，欺负了，他也来一句：你不要跑，我砍死你。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除了汉唐的强盛时期，咱们汉族不就是一直让流氓欺负的小白脸书生么？依我说，现在我们能叫上几句可真是幸福，一百年前汉人还被迫穿着异族的服装，留着异族的发型呢！为什么要缅怀久远汉人的光荣，正是因为我们历史上的光荣历史太少啊！

我们在缅怀曾经的光荣，曾经的伟大，曾经的强悍，而缅怀过去的民族是不会具有现实的危险性的。

但缅怀过去也让人说三道四，甚至于自已人也说怪话，好象非得咱们汉人承认一直就不行，一直是缩头乌龟就伟大了，就光荣了，这是什么逻辑？穷人还有个富祖先呢，阿Q不也是祖上曾经阔过么，怎么，汉人就不能夸夸祖宗了？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民族运动会的入场仪式，五十五个民族都身穿自个民族的服装进场，就汉族最后穿着一身西服，真叫寒碜！还有祭祀孔子，台湾和韩国到是正经的汉服，就我们穿着满族的服饰。

我们低调，我们不去欺付别人让别人穿汉族的衣服，那凭什么就汉族要完全放弃自已的民族特色？有人说，清朝也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份，此言有理，这是绝对的事实，否认不了。但清朝是清朝，满族是满族，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没错，满族却不是汉族的组成部份，满族服饰也绝不是汉族的传统服饰。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已的独特的民族服饰，但独独汉族没有了，怪哉！

和朋友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这叫倒歧视，我深以为然。穷人和富人打架了，则大家必定认为是富人理亏，心理上就同情穷人。由于汉族现在占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反过来汉族反而要低调，稍为有一点翘尾巴的表现，不但外人要说话，自已人也不干。

但今日之中国，汉族文化实在是保留的太少！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是多么珍贵的财富，我们保留了多少？比如十九而冠，日本人有，比如茶道花道，现在要去和日本去学，比如服饰，日本人逢重大节日都身着从唐装改去的服饰。

而我们拆了北京的长城，我们把真正的明清建筑拆迁了改建明清建筑一条街，我们把马褂改改叫唐装！旗袍也成了我们的民族服饰，如果叫中华民族服饰我赞成，但汉族的服饰又在哪里？

做为一个汉人，我对现在的汉服复兴持完全的赞同态度。我们已经失去太多，现在要做的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只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穿一穿本民族特有的服饰罢了。

另外，我无法证明在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时是否血液里混杂了胡人的基因，因此，凡有质疑我是否为纯种汉人的回帖，恕不回复。因为我只知道我身份证上的民族选项我填的是：汉族。

我为之自豪。

反方意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穿汉服？- 宗博

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叫《得知“奥运汉服”被否 首倡人傅奇先生怒发冲冠》，乐了我半天。我知道这小子一直在张罗着汉服的事，先是为了汉服申遗的事，上书苏州市副市长（我很奇怪，这种事情一个副市长能决定什么啊），然后有鼓动一批据说是学者的人要求奥运会上大家都来穿汉服。这番折腾，取得什么效果我不知道，反正人气是旺了。

傅奇这小子我认识，虽然算起来7年未见，但是他是个什么人物我还是知道的。这个固执的自称诗人的家伙，七年前因为语文知识太差（高考模拟每次好像都不超过50分，而且是在满分150分的情况下），当然其他科目成绩更差，自认无法考上大学，正终日无所事事之中，发觉了一条上大学的新路子：1999年，《萌芽》杂志社与几所高校联合举办了日后轰动一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由于我参加了并且还得了个小奖，所以杂志社给我寄了本作品集，从这个集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获一等奖的作者都被北大等高校提前录取。这一消息深深震撼了傅奇同学。当然，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2000年的高考已经临近，时间来不及了。但是文学作品可以当作大学“敲门砖”的新思维还是让傅奇同学蠢蠢欲动。他决定要出版一本诗集，而这本诗集可以让他进入向往中的南京大学。于是，在砸锅卖铁的帮助下，在后来傅奇同学简介中可以看到的《雁南飞》出版了，而且还举办了首发式。这本印了2000本的诗集，傅奇同学卖出去了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怀揣着这个宝贝，他走访了许多高校的文学教授，可惜事与愿违。

在傅奇的自我简介中多次提到，他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了每几个月，以难以忍受大学的枯燥为由，申请退学。这话属实。当时河南大学有个自考班，很多落榜的学生都去那里希望能在培训中为将来的自考打下基础，进入这种班级，比较简单，来去自由，退学也无所谓什么申请不申请的。我的朋友中，这种方式上大学的，不只他一个。

罗哩罗嗦讲这么多可能让傅奇同学翻脸的故事，只是想说明一点：传统的东西是要继承，但是如果传统的继承要完全靠这个一个固执的小伙子来肩扛的话，我觉得这种传统也离消亡不远了。

离题太远了，回来继续说汉服。“奥运汉服”倡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汉服作为华夏民族的“礼服”，希望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上的中国运动员和奥运会期间的礼仪服务人员能够身穿汉服出场，至少应该在开幕式上出现汉服方阵；第二，把汉服作为出场时的服饰，并倡议汉族同胞穿起来；第三，在见面时，采用中国传统礼仪中的作揖形式。我很不以为意。汉服作为一种失传已久的服饰，能否被现代人接受，能否代表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一件事物的消亡必然是因为其不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汉服的发展中其实还是存在断层的，而且现代社会的人，已经淡忘了汉服，汉服的主体风格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它的精华部分也已经在现代的中式服装所吸收，所以一定要把完完整整的汉服翻出来了？这个宽大、笨庸的服饰，去展现在世界的面前？让世界在聚焦中看到已经被中国文化淘汰的东西？让一个连中国人都不习惯的服装去代表中国的文化？

每个人都传着自己从未穿过，也从未见识过的汉服，见到每个人就作揖，这就是中国文化么？我不能想象。实话实说，反而是唐装，更能为我们所接受。

说的更深一点。穿上传统的服饰，就代表我们回归了传统了么？就代表中华文化威扬四海了么？

传承文化不必要以这种外在的、刻板的模式来表现。文化的根基是经济。经济发展壮大了，国力增强了，才能有先进的文化，才能推销自己的文化。而即使是优秀文化的反刍，也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而且采取渗透的方式。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文化是最难接受的，而且是最难以融合的。就算是汉服能够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一个已经被淡忘的传统突兀地出现在奥运的舞台上，是否就说明我们中华文化地大物博？

如果在街头遇到一个穿着汉服的人，我不会诧异。我会佩服他，文化的侵入就应该是这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希望，一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服饰在中华大地上风行，毕竟，我们已经很少穿自己的服饰了。我也希望，下次如果能遇到傅奇的话，看到他穿着汉服，毕竟，他已经把这种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2011年最新更新。

对于影视剧的汉服，自然不能完完全全彻底的相信，但也不能一闷棍全盘打倒，应当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看法才对。

不要把汉服过分神秘化，弄的我们现代人好象已经对其一点影子也抓不着似的。所以不要无视《三国》《水浒》等优秀古装历史剧所展现的汉服,或许那些设计人员或编导在拍摄过程中没有恢复汉服的特别想法,但是他们严谨的考证和求实太度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相当接近历史本原的汉服.

另外不同意因为这些汉服出现在影视剧中就认为它们只是“戏服”，是为演戏设计的、并且只能用来欣赏，所以不能算做标准汉服的观点。要知道影视剧是不同于戏曲的，戏曲允许夸张表现，但影视剧从来都是力求真实感。拍现代片要让你感受到其中是真实的现代生活场景，拍古装历史片也同样要让人感受到那是真实的古代生活场面。尤其是《三国》《水浒》这些严谨巨制更是尽善尽美，不光在服装上，在场景、道具上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达到历史的真实和再现。这一点尤其要提到《水浒》，此片在服装、道具、场景上古朴质厚、浑然一体，最突出的特点是十分生活化，从而栩栩如生的展现了北宋的市井风情。（《三国》也相当优秀，但在《水浒》中对于服装的体现更为成熟化了，这里是指影视制作方面的成熟，而不是对三国服饰和宋代服饰进行比较。因为电视剧《水浒》拍在《三国》后，所以古装剧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也更完善。）

抛却名著及其他的影响，单纯对于汉服爱好者来说，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也是值得珍视的。（至于近年其他一些滥片自然另当别论。眼明人自能分辨其优劣，无须多言。）

当然，影视剧创作也有其局限性，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优秀的历史剧即使再真实也不能等同于完全的历史真实，况且《三国》《水浒》本身其实也有一些遗憾和瑕疵（单指服装道具方面，不指剧情及其他），毕竟是现代人研究古代，年深日久，难免鱼鲁之矢。但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想稍有思想的人也能知道。所以要想探求最为真实的汉服，还需有心人和爱好者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去考证和研究。但对于我们来讲，在探求汉服的路上，上述影视剧至少也可以作为一个相当好的参考资料，所以不要轻易忽视和蔑视它。

理性的看待一切，方显汉家风范。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曾说，“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通雅》卷首之一），作为十七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在于全面总结了中国的古代科学文化，亦融合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成就。他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西方国家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的过渡阶段，近代科学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一系列的巨变。在中国，也到了一个“天崩地解”的大转变时期，传统文化既在解体，也在自我重组，自我完善。在中国思想史上，那是一个堪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异常活跃的时代，理学和王学的相互冲击相互碰撞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经世致用的实学和启蒙思想的产生，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想文化各领域。以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颠峰之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在短时期内集中产生了，中国的自然科学到了新的爆发点。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但是，很遗憾，中国社会的新的转型因为满清的入主中原而嘎然而止了。

（对于明末清初时期通常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比较反感，这只注重生产和资本关系，有贴标签的嫌疑。事实上晚明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英国人Craig Clunas以为明中晚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我以为更确切。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讲学于桐城，是王阳明心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与江浙的王派传人顾宪成、刘宗周、黄道舟等人并峙。作为王阳明的三传弟子，顾宪成对于王学的空谈心性已经相当反感，企图进行拨乱反正，但他的努力，主要还是在于道德方面的，即王夫之所说的“东林会讲，人但知为储皇羽翼，不知其当新学邪说横行之日，砥柱狂澜，为斯道卫之尤烈也”（王夫之《搔首问》）。但其时程朱理学也已经破绽百出，东林党人的由王返朱，不免有些茫然。方学渐则走得更远，他“究良知而归实”，公然主张“崇实”（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开明末崇尚务实的风气。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回归到程朱的道路，重视“格物致知”，强调实证主义，两人都擅长天文学。方孔炤曾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学习近代科学，他的《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成为集大成者，达到了中国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数学家，著有《数度衍》。

晚明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多元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君主制度下，其它的制约因素也在产生。天主教的传入是其一，崇祯年间的首辅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名臣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人均受过洗礼，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而东林党人联合民间的各方势力，在东南遥执朝政，和中央集权相对垒。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们的共通之处是崇敬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的严格性，在晚明腐烂的社会中，这是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们共同希望的善行。对于东林党人而言，他们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帝国的财政和军事，企图拯救这个腐烂的皇朝。至张溥创建复社，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复社虽无政党的名目，其实在行使政党的功能，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罕见的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张溥本人是徐光启的学生，曾很长时间在徐光启左右侍读，学习徐光启的泰西之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农政学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东林党的对西学的兴趣，主要是伦理道德学说，而复社诸子们开始研究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复社的另一领袖陈子龙是其中的代表。

这应该是有感于明末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复社青年们期望能够力挽颓靡的世风，能够把人们从空洞虚幻的王学谈禅中拉回到多灾多难的现实，能够多做一些匡时救世的实事。陈子龙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编辑刊行的《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四卷，这是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包括了很多领域，如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番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钱法、钞法、税法、役法、科举等（朱东润《陈子龙极其时代》）。这书的焦点就是救世。要救世，须知社会沉疾的症结所在。王阳明以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内心，良知被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致良知”。复社的青年们要实际的多，现实的多。陈子龙明确的指出“今天下之大患在于国贫”，必须“修兵农而极富强”。富国强兵，才是唯一的救世之道。陈子龙仔细研究了时弊，认为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的根源则是君主的集权统治。在《天说》中，陈子龙提出了限制君权、开放言论自由、尊重“凡人”亦即平民的主张。陈子龙要求给予“文章之士”发表政见的权力，反对钳制言路，反对对发表政见的文人进行迫害。在朝廷和地方的关系上，陈子龙主张“分民而治”，权力不应该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和内阁。很明显，在陈子龙的实学思想中，有启蒙思想的雏形，有现代民主理论的精髓。在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中均有类似的阐述，这些复社青年们在复社的活动中也试图实行他们的理论。

而方以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和西方早期的启蒙学者类似，他的两本主要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专著。他在《通雅》卷首写道：“农书、医学、算测、工器，乃是务实，各存其家，……总为物理，当作格致全书。”他曾发大愿，立志邀集天下各门学术的专家，合编一部中国自然科学的全集：“愚者若得世资，当建草堂养天下贤才，删古之书而统类之，经解、性理、物理、文章、经济、小学、方技、律历、医药之故，各用其所长，各精其极致，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膝庐信笔》）方以智不仅总结中国固有的科学成果，也积极吸收西方科学的新成就。他研究过的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有记录的就达数十种。方以智和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他儿子方中通记述了他和汤若望的交往：“先生（汤若望）祟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方中通《陪诗》）。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 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 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假以时日，方以智当能够把中国仍然领先的技术领域如冶金等，和西方更先进的基础科学如数学和天文学等融会贯通，或许中国的历史会向另一方向发展。但是，假设历史发展永远是天真的想法，满清入关后，方以智一生都受到清廷的追捕，直至被捕与死亡，他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断了。

考察中国自然科学在明末突然的爆发，不得不提及有名的“李约瑟难题”，亦即为什么中国十五世纪以前在技术发明上远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没有率先发生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纪，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试解答，大致可以归结于群体原因和个体原因。群体上讲，西方近代科学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产生，而中国千余年来是君主集权统治；而且，道德化的儒学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鄙视科学和技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个体而言，中国人缺乏实验的精神，不重视实证，这大概也可以归因于儒学。其实这些原因在明末都是不成立的。如前所述，晚明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朝政松驰后的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也被唤醒被激活，复社的兴起又形成了一种略似于近代的民主自由，而国事的日紧又要求经世致用的学术产生。中国科学史上的颠峰之著，《农政全书》完成于天启三年，《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均完成于崇祯十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识》则完稿于崇祯十二年和十六年。如此密集的科学成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当时活泼的社会环境的必然。即以明朝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理学而言，通常人们也有误解。理学本身其实是科学的实证的，它要求人们去格物致知。朱熹本身是一位重视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曾一再强调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参见俺的坑^_^《被扭曲的朱熹》，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975&flag=1）。以信奉理学的方以智为例，方中通记述了方以智写《物理小识》时用实验反复验证：“采摭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次贵质测，征其确然耳。”（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近代科学的曙光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显露，而西方的科学也在这时传入。融会中西之学，结合中国传统擅长的技术方法和西方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理论，到了最恰当的时候。但是，满清的入主中原，所有的一切均被腰斩了。

徐复观先生认为宋明理学是“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徐复观集》）。钱穆先生则认为“若强要我们以西方文艺复兴相比拟，则该是宋儒，非清儒”（《国学新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理学的精髓，其活泼的激发人们创新性的讲学传统，却被清廷所压制所摧残：“清廷虽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来书院讲学精神，本人心之义理，以推之政治者，则摧压不遗余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鲁迅先生则更是一针见血：“清廷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又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用“太平盛世”用“稳定压倒一切”作借口而愚民与专制，压制自由的生活环境与活泼的学术气氛，是中国的惯技。中国自宋之程朱的讲学，明之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东林诸人的讲学，传播其政治学说，实践其政治理想的自觉与勇气，这一儒家的道统自此断裂。对于朱熹本人而言，尤其有讥讽的意味。朱熹主张限制君权，主张皇帝应该把国家大事交给宰辅和大臣们共同处理，主张用经筵讲席等方式来考核监督皇帝的言行，但清朝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名义赤膊上阵，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朱熹反对科举，鄙视时文，但明清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著作作标准来科举八股，以清朝最烈。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专政政治压歪并阻遏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如何能倒过来说儒家思想是专政的护符？”（《徐复观集》)

明代以烈政著名，以虐待知识分子著称，但士大夫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自己的生命维持着读书人的体面。至清朝，则完全斯文泯灭，文字狱与诵读“上谕圣训”并举，在“盗贼的气氛之外，再加强奴才的气氛”（《徐复观集》），现在满屏幕清宫戏中一声声响亮的“奴才”，可为一证。读书人要么趋炎附势成为小人，要么埋头考据训诂以明哲保身。明末现代化的曙光，不知道被埋葬到什么地方了。《天工开物》是极好的一个例子，天工开物记载的技术方法在当时很多仍领先于西方，潘吉星《中外科学之交流》一书详细讨论了天工开物在日本和西方的流传与影响。事实上《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印行后立即在日本传播，日本的生产力迅速提高，民众最终“倒幕”，从而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的现代化道路。但潘先生忘了称述一个事实，在清朝，天工开物在中国消失了，直至民国年间才由日本返回中国。和天工开物相同遭遇的书太多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盛事”，十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近一万五千部，全国焚书可统计的达七十一万卷，实际数目远超过此，可以启发民智的思想性书和可以富国强民的技术性书由于其对清廷的潜在威胁性，在中国消声匿迹，民国时才在欧美日本重新一一“发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在内忧外患中，清廷降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此时，人们才发现明末哲人的书中，存在着强国的方法。“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炎武、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很多话，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只跳。”（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为时已晚，明末中国现代化的被腰斩，近三百年的从政治到思想到科技上的全面倒退，中国落后太多太多了。

　　大学生街头进行“复兴汉服”活动遭冷遇———

　　近日，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学生发起的“复兴汉服”宣传活动在大连遭到冷遇。

　　■复兴汉服———着中国传统的汉服行走

　　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学生瞿秋石说：“我们试图向路人介绍汉服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好像没人感兴趣，只有零星的掌声，这让我始料不及。”

　　18日，她和本校另外两名学生还有两名网友，在闹市区天津街上身着中国传统的汉服行走。此次行走，是“复兴汉服”为主题宣传活动的开始。

　　5名年轻人翻阅了大量考古文献资料，在有关考古和服装设计师的帮助下，复原了中国传统汉服，瞿秋石身上的女装仅手工费就600多元，其他最便宜的也要100元，这些钱都是他们自己出的。

　　■心里难受———听到有人把汉服叫和服

　　瞿秋石告诉记者，此前，她曾经多次在大连以外参加汉网组织的活动，活动效果很好，“市民见到我们身穿汉服，眼睛都亮了，还跟我们合影。”

　　对于此次活动的效果，她认为“是大连城市文化受日韩影响太深的缘故”。“听到有人把汉服叫和服，我们心里可难受了，感觉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瞿秋石说。

　　■还会继续———穿汉服不是做表面文章

　　采访中，瞿秋石表示，有人认为“复兴汉服是在做表面文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瞿秋石说：“华夏”二字，其“华”之原意为服章之美，其“夏”之原意为礼仪之大。汉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其中包含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比如汉服本身的样式，就象征着“宽大、和谐、从容不迫”。她表示还会进行类似活动。大连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对这次“复兴汉服”活动多持肯定态度。“大学生确实需要传统文化的沉淀，传承传统美德在大学生中仍然是主流。”一名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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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穿着T恤牛仔，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美国大片，听着爵士摇滚，说各国洋文，学西方礼仪。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和西方人有什么区别？有一部分人，他们在国际化之后，开始思考，为什么人家印度人可以自在地穿着自己的纱丽，苏格兰人可以有自己的方格裙，日本人以和服刮起东方时尚之风，而我们却没有一件可以标志我们与众不同的衣服？当然，汉服只是这种焦虑的一部分。更深层的追问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汉服复兴者”Lien

　　文/记者邱敏、李颖、杜安娜

　　罗冰在广州大道南的家是一个现代的花园小区，但在她的衣橱里挂着十一二套洒脱飘逸的汉服，最多的是汉族妇女最喜爱的襦裙，还有比较隆重的小礼服，在汉服的专业术语上被称为“曲裾深衣”。罗冰的网名叫作白桑儿，这个娇小的粤西姑娘，有着与生俱来的古典气质和优雅，她是汉网在广州的联系人，也是复兴汉服的核心成员。

　　在2003年底以前，罗冰一直都以为汉服“只是已消失的古装，永远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直到有一天，她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个网名叫壮志凌云的人，在2003年的11月22日，穿汉服走上郑州的街头。这名叫王乐天的郑州电力工人成为了第一个勇敢地把汉服穿出家门的人。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了这个事情。

　　“我看了帖子特别激动!后来上了汉网，一下子好像找到了组织，我立即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汉服，那一套汉服的价格是880元。”罗冰告诉记者。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罗冰学的是行政管理，现在一家公司里做文员，花880元买一套服装也是一个不小的支出。

　　穿汉服行街找朋友壮胆

　　罗冰认为自己是个内向的人，但热血一上来就又什么都不顾了。当她的第一套汉服通过邮寄来到广州时，她就决定要穿着这身服装上街，“王乐天可以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2004年的1月11日，她给自己安排的行程是先到兰圃喝茶，再去华南植物园玩，然后坐公交车到岗顶娱乐城。可惜，当时并没有人拍下在广州街头盛装的罗冰，这应当是广州街头第一次出现着汉服的人。

　　为了壮胆，罗冰约了一个朋友，她告诉朋友：“我会穿着比较特别。”为了配合汉服，罗冰专门把头发梳成了两个辫子，用同色的布带扎起。然而，宽袍大袖博衣束带，三件套的汉服让朋友大吃了一惊，于是一个T恤牛仔的现代装束伴着古装美女出发了。

　　你穿的是不是汉朝服装

　　“我有一点骄傲又有点不好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路人都在奇怪地看着她，“快到兰圃时，刚好碰到交警在处理一单事故，但所有的人都放下争吵盯着我。”再接下来，好多人问她：“这是不是和服？”“记得上公交车的时候，我一上车全车上的人都哄笑了。我都快哭了，挺难过的，我们连自己的民族服装都认不出来！”唯一的安慰来自岗顶的一个男店员，这个小男孩问她：“你穿的是不是汉朝的服装？”

　　希望能穿汉服举行婚礼

　　第一次上街的经历让罗冰有些退缩，但当她把拍下来的照片放到汉网上，在网友们热情的鼓励之下，她又有了热情和勇气。2005年的元宵她穿着汉服去文化公园赏花灯，到白云山桃花涧看桃花，五一节的时候，她又着汉服到陈家祠玩，2005年的国庆，她参加网友们的聚会，把汉服穿到了天安门前。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她告诉记者到目前在广州参加活动的“汉服复兴者”已经有四五十人，北京和上海的人群更加庞大。在深圳，有位退休大姐，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制作汉服，现在已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做了上百套。

　　“汉服复兴者”们还花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汉服，罗冰告诉记者：“目前的汉服设计除了研究历史遗存外，因为实物资料的匮乏，剪裁设计上最初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和服的影响，我的第一套汉服，穿上后就觉得迈不开大步，下摆太小了，这就是受和服剪裁的错误影响，事实上汉服下摆是很宽大的。我就向剪裁的作坊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
　　平日里，罗冰最喜欢逛的是海印布料市场，她在这里寻找柔软的适合做汉服的面料。她和朋友们正计划着在大学城搞冠礼和笄礼，进一步推广汉服。“汉服应该是汉族优秀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它不能仅仅是一件衣服。穿上汉服，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致力于推广汉服，罗冰说：“让我们民族的人，都能穿回自己的民族服装，拾回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要一味的哈西哈日哈韩。”

　　最后，她告诉记者：“希望在结婚的那一天能够穿着汉服，那一套精致的汉服能够成为汉族家庭的传家宝。”

时光随流水，模糊了先人的容颜。

有位西哲说过：世界上最值得敬畏的事物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美德。东西方文明间有时是颇有灵犀的，这两样值得珍视的事物远在天涯自然也近在咫尺……比如说，在东方有一个古老的民族叫做“汉”，她的前身叫做“华夏”。若说头顶的星空，有银汉迢迢；若说心中的美德，有“华”的章纹曜曜和“夏”的德音孔昭。

华而美，夏而大，这故事说起来就很长了，而我今天只说华夏衣冠，只说维天有汉，维汉有衣。

衣冠的根在这里——《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此，衣冠于华夏，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华夏乃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秦汉以降，“衣冠”即用来指称华夏之服。衣冠很早便成为华夏民族难以释怀的情结；“布帛可衣” 很早列为生民之本，《春秋左传》载，郑国民愤而歌：“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我其与之”。子产变法初期，民众不惯，只觉得被夺了衣与田，便要去拼命。衣冠与田畴，一同被列为民生头等大事；服饰在华夏文化中，除了“避寒暑、御风雨、蔽形体、遮羞耻、增美饰”等一系列人类通行的实用功能外，还有着“知礼仪、别尊卑、正名分”等特殊意义。衣冠仪礼渐渐升华成为一个文明的象征——《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在强调“名正言顺”的华夏文化中，历代帝王问鼎天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正朔、易服色”；而悠悠几千年的华夷大防，衣冠除了标识尊卑等级外，自然也见证了民族更易、文明起落。金人天会间下令“剃发易服”，不如金人式者死，李邈等坚决不从而殉身。明太祖朱元璋逐蒙古人回漠北、定鼎南京后，随即下令易回华夏之服——“壬子，诏衣冠如唐制”。后金入主汉室江山，依然打了衣冠的主意，屠刀砍断了汉人最后的坚守，衣冠从此断绝……

模糊的容颜似乎已经湮没在时光的流水中。这个伤痕累累的古老民族走过时光的锋刃、历史的劫火，竟然萌出了鹅黄的新枝。那模糊了的记忆也如疏雨，淅淅沥沥地落在荒芜斑驳的大地。
衣冠于华夏，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

二

明月何时照归期？人间丹霞华彩衣。衣冠归来，同时也带回了那几乎被漠视的美丽的字眼——星空中的银汉，美德昭彰的华夏。如今，华夏衣冠又正其名，响亮而震撼地叫做“汉服”。
为汉民族量身度造的衣裳，非汉服莫属。它的形态无不流露出华夏民族和谐端庄、天地人和、飘逸流畅，以及精巧细致的审美倾向。

论和谐端庄，汉服的剪裁和配色颇有讲究，玄黑与纁红是汉服中最隆重端庄的搭配，玄，黑中扬赤，象征天的颜色；纁，黄里并赤，其意表征大地。这二色是华夏文化中最神圣和高贵的色彩，天地间的和谐映照在服章上，写在华夏先民的心里。那时候的婚礼，和我们现在想象的很有些出入。先秦直到两汉，婚礼都称作“昏礼”，在静谧的黄昏举行。礼服也不是后人们臆想的大红一片，而是玄色为主，纁色辅之。穿着玄色礼服的新人在月光下轻轻携手，在《诗经》的雅乐中合卺同牢……汉服尤其注意衣裳与鞋履、发冠的协调。比如“皮弁素积服”为白色系，那么鞋履则要求白色。穿纁红色下裳的玄端礼服，鞋履也一定为红色的舄。

论天地人和，再次提到玄纁。天子冕服为此色配，玄端朝服亦然。那时候，我们穿在身上的不止是衣服，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和敬天礼地的虔意。服章剪裁也常常取意天地日月。所谓“上衣下裳”，上衣取象乾，下裳取象坤。深衣制度规定下裳十二幅，取意一年十二个月。大的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成矩以应方，代表“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衣带垂至脚踝，代表正直。下襟齐地，代表权衡公平。章饰纹样，亦取自天地万物，寓德其间。这衣服并不仅仅是好看，更重要的是蕴含着华夏最质朴厚重的思想。

论流畅飘逸，汉服的裙裾及袖袂是特色。汉服袖一般都比手臂长，定制的深衣制度规定要回挽至肘，袖径可达四尺，举手间，翩翩大袖行云流水；行动处，长风盈袖，衣袂飘展。

汉服的精巧在于它恰到好处的配饰。腰佩、蔽膝、绅绶、容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是最常用的配饰了，成佩玉、组佩于腰间，行走有动感之美，“君子至止，鸾声将将。”那清脆的玉鸣轻轻回荡在清冷的未央之夜。

漫漫几千年，但华夏衣冠的基本特征却很容易勾勒出。“交领右衽——也兼有盘领，直领；无扣结缨——几乎不用纽扣，而于腋下结缨系带；褒衣大袖——窄衣小袖在汉服中多为劳作服装，要不就是当时的时尚衣着。常服中小袖并不少，但真正严肃端庄的场合必是大袖的礼服；线条流畅，飘逸潇洒——这就涉及了汉服的审美风格，是华夏文化审美意识的反映，也是与同为华夏衣冠体系的日韩民族服饰相区分的较为鲜明的特征。

华夏“五礼”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此发展了各种不同场合的冠服制度。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从军有戎服,服丧有凶服，日常则有常服。

纵观几千年的华夏衣冠，大体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男子礼服多为衣裳制，常服呢则趋向于一体制(连裳或通裁)，而女服式样则正好相反，常服多用襦裙，礼服却为深衣制——关于这种现象也有部分解释：男子礼服上衣下裳，取义上法先王古制。女子礼服深衣，隐喻女子德贵专一；至于常服则是我本人的猜测了：男子作为几千年来社会主要的活动者，出于方便的考虑，服饰应该尽可能地向一体式进化，而女子则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老的衣制。另外，人类文明中追求美的本能和责任一般都是赋予给这个文明中的女性的，两截的衣服将会排列组合出更多样的款式。襦裙作为后世的主要女服大概也有美学方面的原因。作为礼服，象征意义是第一位的，大可反其意而行之……

汉服作为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本身就蕴藏有“华夏”二字的内涵。礼乐相和，寓教于美，衣冠之美纳入了仪礼之大，从此，“衣冠上国”与“礼仪之邦”便相伴流传。

三

与衣冠、仪礼相伴流传的自然还有汉家文明。汉服影响极为深远，洋洋三千年，一直到明朝末，它承载了一个庞大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不论是先秦气魄、魏晋风骨还是汉唐神韵，纵使样式花色略有变异，但衣冠特征一脉相承；漫漫几万里，衣冠传播周边的民族，并构筑起了东亚的华夏文明圈。值得伤感的是，这种文明的原生地却比四野更加凋敝和荒芜。立领小袖堂而皇之地代表着中华，交领右衽被唏嘘成为异邦；孔子一度被认成封建礼教的招牌而打倒，而韩国的儒家气氛却又让孔夫子的祖国这边钦羡不已。有人说，“中国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虽是愤慨之语，而对于华夏文明原生地的住民们，又有何言语辩驳呢？在汉服的原创国度，汉服竟然被指斥为“复古”和落后，而目前能看到的华夏衣冠最完整的孑遗，竟是我们曾经的两位学生日本和韩国了。

实际，“中华文化圈”里的国家无不采用汉服以为自己民族服装的基础，如朝鲜、韩国、日本、琉球、越南。特别是近些年来风头正劲的韩服、和服都渊源自汉服，日本的民族传统服装和服，在日语中称为“吴服”，“唐衣”，盖因为唐代时从中国吴地（今江浙一带）传来，而且和服承接汉唐服制，多为深衣制；韩服服制几乎脱胎于明代衣冠，尤其是女服，则为襦裙制。
其实不光服制，建筑、家具、节俗、审美风格……亦然。有人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大唐在日本，大明在韩国，中国是满清……中国的五千年文明里，以汉服为载体的汉家歌舞、华夏礼仪、乃至民族思维，都发生了扭曲。

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下令剪辫，然彼时剪辫仅出于对西方文明的看齐，并非直接出自对失去的衣冠、发式的追寻；三百年的阴霾风雨，衣冠断绝了，冠礼、笄礼消失了，花朝节、上巳节消失了，而留下的是什么呢？男尊女卑、裹脚、奴性文化……那时，变异而没落的传统文化在生机勃勃的西方的强势文化前相形见绌，开始被弃如敝履。此后无非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全盘西化”还是“走俄国人的路”的问题而已。直到“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确定，才有了汉服复兴的历史机遇。

衣冠断代已六个甲子，然而伴随的文明荒漠化却不知始于何时。华夏复兴，衣冠先行。不仅因为衣冠上国的古老情结，更因为衣是最容易平易近人的生活组成，民众对它有着直观亲切的感受——它可以成为抽象的文化精神与具体的民生之间的纽带。汉服非古装，汉服复兴亦非古典小资情调，也非严肃的学术考古，简单说，它是一个失忆民族不断在寻找的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符号。希望有那么一天：在公祭轩辕黄帝和先师孔子这等庄重神圣的场合不再充斥着突兀暴露抑或不伦不类的“奇装异服”，炎黄子孙们可以衣袂飘飘、仪表堂堂地迈进华夏民族的圣灵之地，步履端庄、行止有礼地举觞酹酒，自信而虔诚地告慰人文先祖和先师圣贤，乃至古老而沧桑的华夏文明。（作者：蒹葭从风） 供稿：百度汉服吧/天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