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和韩服等有什么差别？怎样穿才是最合乎礼仪的？这些也是网友最集中的讨论话题。对此，东华大学服装学院从事古代服饰研究的博士生高冰清，围绕汉服进行了一次简单的知识普及，同时也道出一些市场上销售的汉服的硬伤：前襟向左掩的一般都不是汉服。

“最近丽州中学汉服事件火了，下面俺用漫画来介绍汉服。”4月2日，网友“日月永曌”在天涯社区上发布了一篇帖子，收集了大量“萌版”漫画来介绍汉服知识。帖子关注度很高，几天来吸引了不少“汉服迷”来捧场。

图中，这些漫画很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曲裾深衣，哪个是高腰襦裙，很快就打开了网友们的话匣子。“风水梨”称：“汉服多么美啊，我要赶紧怀孕生孩子，然后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穿。”但“海阔天空tt”说：“很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穿，宽衣长裙的，感觉不方便。”

讨论中，有网友将话题从汉服发散到汉文化、古代礼仪等领域：你知道什么是“六礼”吗？传统汉族婚礼有什么讲究？“真漂亮，可是我是个胖子，估计穿不上。”有网友对身材不自信了。网友“lvlvshijing”回复称：“不会，汉服很修身的，胖MM穿上就是丰腴哦，杨贵妃那样的。”

此外，也有像“西南空心竹”一样想在婚礼等隆重场合穿汉服的打算，但其也同时道出了遗憾：“好漂亮！可惜实体店几乎找不到，看过有些网站上的，很粗糙。”

“市面上大部分汉服价格偏贵，做工一般，感觉就像影楼款穿起来不好看。至于淘宝上什么工作室卖的，相当一部分粗制滥造，毫无设计感可言，剪裁一塌糊涂，与其说是衣服不如说是床单窗帘布。”网友“cassandra微凉”在帖子里说。

日前，在“汉未央”从事汉服设计兼汉舞教练工作的王乔叶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出售汉服的实体店非常少，网购一方面无法丈量尺寸，更重要的是网店参差不齐，一些店打着汉服的幌子在卖所谓的古装，这些衣服其实有很多“硬伤”，根本不符合历史，但现在很多影楼就在用这些山寨货给客人拍照。

此外在价格上，买一套质量尚可的棉麻汉服至少需要600元，而真丝汉服则要上千元。解放牛网

【汉服小知识】

■前襟向左掩的一般不是汉服

据高冰清介绍，汉服其实是一个笼统的称谓，一般是指汉朝至明朝时期汉人服饰的总称，但不同时期的装束样式有较大差异。就发帖人“日月永曌”近日上传的其中一张漫画看，曲裾深衣是汉代装束；袄裙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多流行于明朝；高腰襦裙是唐代女性的代表服饰。

大体上看，汉服的特点是交领(胸前交叉)、右衽(上衣前襟向右掩)，袖子宽大(与满人、蒙古人适合骑射的窄袖相异)，衣服外形看起来并不合体，需要用束带围系。

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制作、出售所谓汉服的小店，但其中一些衣服的前襟开向左侧，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山寨货。高冰清告诉记者，历史上一些游牧民族的衣领是左襟，汉族一直多是右襟。

■与韩服、和服的区别

至于帖子里讨论的汉服与和服、韩服的区别，高冰清称，和服是唐朝时从我国传到日本的，大和民族又将它演变成了现在这种背后有个“包袱”的样式，风格上还是很类似于唐代的汉服；而韩服、特别是男子装束则基本继承了明代服饰，女子服饰则演变成上身很短窄的袄和下身很蓬大的裙，是韩服的一大特色。

除服饰外，发型装束也存在差异。身着和服时的化妆、发饰保留了唐代“两鬓抱面”的样式，梳子和步摇(类似簪子，带流苏，晃动有声)经常作为头发上的一种装饰；而韩服发饰相比更具现代感。

　　《身穿汉服,清明咏柳》《西安百人着汉服举办祭孔大典》《重庆市民汉服祭祀,再现千年清明遗风》……从清明节期间各地媒体的一些报道中不难看出:如今,在一些传统节日,人们身着汉服参加一些古代的礼仪活动,已经渐渐开始形成了一种趋势。而这不仅仅体现在类似清明节这样的法定节假日中。就在前不久,农历“三月三”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上巳节”,也有不少古文化爱好者——特别是很多年轻学生,也纷纷身穿汉服,举行“曲水流觞”“笄礼”等活动。

　　再到网上看一看吧:无论是微博、豆瓣还是人人网等社交网站,你都能轻易找到一些关于汉服的小组、小站等。里面同样是活跃着各种热衷于宣传汉服文化的年轻人。他们之中,甚至有相当多的一批人还是“90后”。这些听着流行乐、看着偶像剧长大的一代,为何开始对汉服感兴趣,甚至成了推动汉服文化推广的“主力军”?

被汉服的典雅美所吸引

　　“汉服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吧。”大约4年以前,家住连云港的90后女生小杨,第一次听说了“汉服”的概念,“以前一提‘56个民族’我心里就不平衡。人家少数民族人不多,都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服饰、特色文化。我们汉族号称人数最多的族,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我接触了汉服,我才知道:原来汉族也有自己的民族服装。”

　　由于被汉服的典雅美所吸引,小杨开始慢慢了解关于汉服的知识,乃至开始知道更多与汉服相关的古代礼仪、文化方面的知识。她也曾穿着汉服去影楼拍过艺术照,放在网上给朋友们看:“不过现实生活中还是不敢穿出去,害怕旁人用那种奇怪的目光看我。”由于身边喜爱汉服文化的朋友寥寥无几,小杨有时候也会有种孤独感。

　　与小杨相比,成都网友“玥十三”则要幸运得多:两年前,她偶尔逛到百度贴吧“汉服吧”。里面网友所讨论的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她之前从来都不知道的。领略到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她有了参与到其中的冲动:“那个时候才明白,以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了解太少了!”恰巧,“汉服吧”里面不少网友都在四川,经常可以组织活动,“玥十三”便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开始了推广汉服文化之旅:“本身平时大家就会有联系,到了节假日则要组织一些活动,都是以传统习俗为主。活动会先在网上发布具体时间、地点、流程等。办活动其实也是为了吸引更多人了解汉服文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被汉服文化乃至其背后的中华文明的魅力所吸引,有专家认为这并非偶然。“前些年国内整体对于国学教育开始越来越重视之后,青少年对于‘汉服’等传统文化开始热爱,也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说。

汉服重新兴起可“牵一发而动全身”

　　年轻人对于汉服文化的推广,中间自然也少不了波折。3月19日,浙江永康丽州中学一位高三女生穿汉服上学,被校方要求其回家换了普通衣服后再来上学。此事也引发了舆论一定的争议。同样身为汉服文化推广者,“玥十三”则表示了对现状的理解:“学校的做法也不能说不对,毕竟引起了很大动静。但与其让没错的人‘改正’,不如让误解的学生了解。好奇是因为不知道。误解是在所难免的,能解释的解释,本身就带有歧义就随他去吧。我们希望尽量争取到最多中间力量。”

　　对于一些人将这些年轻人的做法称为“标新立异”“作秀”,认为其行为并不严谨。袁济喜院长则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有的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可能是出于好奇、冲动等一些不成熟的心态,这都是很自然的。哪怕有一些恶搞,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旦搞起来了,他们也会慢慢成熟。”而对于“汉服不能代表传统文化”的观点,袁教授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服饰是很重要的标志性的东西。它从来并不只是单纯的穿着打扮,个人喜好的东西,而是证明了自己的身份、等级、教养等,形成了一套非常完美的中国服饰文化。汉服的重新兴起,我觉得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让传统文化由点到面逐渐推广开来。”

　　但袁教授也希望汉服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推动,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帮忙:“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一些中介团体来支持,比如协会、俱乐部之类。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建议以后把汉服作为一个服装行业,由行业协会出面也比较合适。”

人物：王学泰，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等。

时间：2005年6月19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202楼 作者：田炳信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是一条通向远天远地的乡间小路，一面由远而近向你缓缓走来，一面由近而远背你缓缓而去。走来的是古老的历史，走远的是即将成为历史的历史。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在酷暑难熬的北京六月，在堆满了书籍的客厅和我谈起了他多年在文化史与文学史交叉点上的研究话题。

上图：一群农民工在城市里摆起地摊寻找工作，这一幕每天都在中国的城镇里上演。

极目远眺，透过历史的蛮雨障烟，在中国朝代更迭的断裂处，你会清晰地看到一沉一乱那凹凸不平的疤痕。游民像股浓浓的液体，从那断裂处流出，散发着一股刺鼻呛眼的味道。

那是一个朝代再生的营养液，也是一个朝代死亡的腐蚀液。

【流动改变了游民的思想】

田炳信：我几年前就拜读过你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才发觉，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农民起义，按照你的观点应该叫做“游民起义”。请问你是怎么划分游民这个概念的？ 王学泰：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由“士、民、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世代相传，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址，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希望这种社会结构坚如磐石。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o(︶︿︶)o 唉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绝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并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

田炳信：被抛出去后，游民的活动空间在哪？ 王学泰：游民的活动空间就在江湖。所谓江湖就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他们脱离宗法网络后一无所有，要为最基本的生存奔走奋斗。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指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为一个词最先出现在先秦，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这是它最原始的意义。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在争名夺利的斗争中失败了，或厌倦了，他便向往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所在也往往称之为江湖。第三就是游民的江湖，也是现在经常活跃在我们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写到十字坡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请武松吃饭时说道，“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吓得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马上下拜，武松遂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你想，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丑事没见过，什么坏事没干过，但这种“江湖”却连他们都感到恐惧。

田炳信：这是一群脱离了社会管制、仇恨社会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这样的一群人一旦整合在一起，那种冲击力、破坏力、震撼力是许多显性的正统集团和隐性的传统文化抵挡不住的。o(︶︿︶)o 唉就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深。” 王学泰：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但流动起来的人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和商人。

田炳信：游商算不算游民？他们有钱，有见识，有时也会与游民有相类似的心理路程。 王学泰：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商人的经商活动虽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他们作为“四民”之一，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只有汉初、晋初情况例外，这两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要求商人得穿两样的鞋子，一只黑，一只白，但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流动虽然满足了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但他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因此商人也就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荒唐岁月的劳动教养】

田炳信：说到底，社会要讲一个平衡点，一旦失衡，游民增多，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大。如果警察、保安越来越多，监狱越来越多，社会就是出了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只是叫法不一样。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里讲到，中国古代从经济上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特征是“少、小、散”；社会组织则是宗法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原则有所变迁，但宗法精神没变。宗法精神就是把人按照血统、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然后由大家长统治，每个人都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我们称之为宗法人。宗法网络对于本族人既是保护者，又是控制者。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不必面对社会，一切由族长代表，长期被保护与控制，即使犯了法，首先也是家法处置，而且历代的官府法律都尊重家族对个体的控制，哪怕是度有些过了，官府也会认同。因此，宗法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完全的，性格也是不成熟的，个性是萎缩的。游民则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脱序人”。

田炳信：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而言，比如罪犯在没被捉起来以前干的都是有序社会所不允许的事，可一旦关在监狱里，就变成最有序的人了，几点起床，几点出工，都规规矩矩了。 王学泰：其实游民世代都有，但宋代以前的游民形不成群体，因为游民不等于流民。流民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流动，宗法在流动并未被破坏，你看福建的客家土楼就知道，他迁到那里后，原来的一套照样在运作。游民却是个体的，他要自己面对社会，这就要求他的性格必须改变。性格不改变，他是不可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的。 我之所以研究游民问题，是因为游民牵扯到文化问题。流民基本上是个社会问题，而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因为游民在流动过程中思想变化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也是层层领导，等级建构，然后由大家长说了算。过去每个人都生活在单位中，这个集体对你既控制又保护，所以一搞政治运动，单位就成了它的有效空间，没有单位运动就搞不起来。

田炳信：现在搞不起来？ 王学泰：搞不起来。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在单位中，80%的农民都成个体了，城市工人也下岗了，搞运动的有效空间也就没了。
田炳信：也就是说，中国把人的保护和控制划为两块，一块是单位，一块就是户籍。 王学泰：两者二合为一，其实单位就等于户籍。早几十年，如果你被单位开除了，你甭指望能在街道上呆上半年，马上就把你送劳教去了。还有一种比劳教轻点的，叫强迫劳动。1957年春天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是针对什么的？不是针对轻度犯罪，针对的就是城市间没有工作、没有出路的那些人的，是改造游民的一种措施，等于是给你安排一条出路，所以这种劳动教养也是没有期限的，它的潜台词是：你在城市里闲呆着，又没有收入，那你不就得干犯法的事去了吗？

田炳信：就是管制起来了。 王学泰：也不是管制，你到那里去每个月也能拿32块钱工资，等于给你找份工作啊。

田炳信：找工作干嘛不叫个好听点的名字，非叫劳动教养？ 王学泰：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中国以前的荒唐事太多了。其实社会的本质应该是追求和谐，古人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再加上孙中山说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社会合理的形式，人与人彼此互相尊重。

【游民的四个典型性格】

田炳信：人有约束和没有约束，人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是大不一样，过去有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话就带有浓厚的游民意识。 王学泰：宗法人由于种种的局限，其见识非常狭小，个性也是萎缩的，这种人从好的方面说是特别憨厚老实；从不好的方面说，是狭隘、窝囊。当他从宗法中出来成了游民，要自己面对社会，他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所以我给游民总结了四个性格，叫游民性格。 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所以胡传奎唱“世乱英雄起四方”，只有世乱，这英雄才能出来。 第二，游民具有主动进攻性，会主动向别人进攻。这点是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宗法人所不具备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电视剧《水浒传》这首歌就写出了这个意思。就像那些流氓过来拿砖头就敢往你脑袋上拍，咱们老实人就不敢。 第三，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对于游民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生存，他们要在社会里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跟与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合起来干，因为群体才有力量。他们的结合方式通常就是仿照宗法制度结成义兄义弟，复杂些的就是明清两代产生的帮会。你看《水浒传》中这一点就非常明显，同样是打劫，水泊梁山做的就是对的，那些不属于梁山系统的强盗做的就不对。 第四，野蛮是游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他们回归自然，排斥文明。儒家思想里的孝、谦、仁爱、忠、信这些宗法社会主要的文明积淀，在游民那里就没了。

【阿Q就是一个游民】

田炳信：你为什么认为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 王学泰：因为宋代的城市有了容纳量。宋代以前的城市是城坊制，等于是大城套着小城，长安一百零八坊，每坊都是一个小城，游民进了城也没法生活。到了北宋，汴京已是街巷制，跟现在差不多，商业又非常发达，游民进去可以谋生，渐渐地就形成了群体，也形成了第一代游走性的江湖艺人，他们把游民的故事演说给老百姓听，所以最早的通俗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游民创造的，而且是渗透了游民意识的一种文化。

田炳信：鸟笼里的人渴望单位的保护，希望摆脱的是控制。而游民文化给他提供了获得自由的感觉，相当于弥补了他这种感情的需要。 王学泰：对，出来后的游民通常都想拥有一种轰轰烈烈的生命经历，故而在宋代说唱通俗文艺中出现了两类故事，一种是《水浒传》中经常提到的“朴刀擀棒”，一种是“发迹变泰”，并从宋代起在通俗笔记中有了记载。 《水浒传》里经常写到朴刀是什么？我做过考证，朴刀也写成“博刀”、“泼刀”或“钹刀”。《宋会纪要》中记载，利州（三峡边上的一个县）有一个转运史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文提到：“著裤刀不能携带”。著裤刀就是挂在裤子上的刀，因为宋代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的。这种刀老百姓安上短棍后就可以用来刀耕火种，安上长把（擀棒）就是朴刀。奏文说，你要是把这给禁了，老百姓拿什么种地呢。这就可以看出，朴刀介于农具与兵器之间，加上擀棒它就是极粗略的一种武器了。《水浒传》中的“朴刀擀棒”故事，写的其实就是游民的奋斗史。 游民游走江湖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求得生存，二要发展。游民凭什么发展？一没资本，二没文化，但他有的是力气，有的是胆量。他要发展，要做官，只有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所以“朴刀擀棒”、“发迹变泰”的故事就在宋代产生了。江湖艺人在把这些当作新奇故事讲给老百姓听时，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想发展自己，就要游走。老百姓听了这些故事，有个观念也就种在他脑子里———实在没办法了，我就造反，造反之后能做皇帝更好，不行还有机会当个官。宋代被朝廷招安的人非常多，所以宋代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上参加宋江起义的人只有36个，只是后来小说里把规模写大了。

田炳信：游民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游民文化不仅影响游民，也影响到非游民，令社会游民化，这是更严重的问题。 王学泰：你看鲁迅写的阿Q。阿Q到底是什么形象过去有争论，有的说他是贫农，有的说他是雇农，有的说他是革命的贫农，有的说他并不革命。我认为阿Q其实就是一个游民，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赵秀才突然中了秀才，他才想起自己也姓赵，结果让赵太爷打了一巴掌，便也姓不了赵了。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居址，住在破寺里，游走于城乡之间，只是我们过去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形象。但是可悲的是，阿Q精神却有国民性。这就说明这种游民精神不仅阿Q有，其他人身上也有。 这些人身上的游民文化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有通俗文学、通俗小说，特别是由其改编的戏曲和说书中的文化因素，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但他们听书，也看戏。阿Q连个圈也画不圆，但是他会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悔不该错杀了……”其实《龙虎斗》这出戏恰恰是写游民生活的，是写赵匡胤和他几个哥们打天下时，误把郑贤弟给杀了，这些都是他从戏文中听学而来的。 为什么游民文化又会影响其他阶层的人呢？因为在皇权社会中，大部分阶层是比较稳定的，唯有两个阶层不太稳定，一是最高的皇权阶层，一是最低的游民阶层。社会一有大动乱，这两个阶层的变化也就比较大。中国改朝换代、换姓一共三十多次，打江山的人分两类，一类是少数民族，像元朝、清朝，或者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像隋朝、唐朝；另一类就是游民，像汉朝的刘邦，梁唐晋汉周那5个皇帝除了石敬塘、李存勖是外族人外，其他都是游民、兵痞。我认为从五代后，兵痞就是一个特殊的游民群体。五代以前，士兵和农是合在一起的，兵农不分。五代以后，兵改成了“招兵”，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没饭吃了，便招来当兵。所以赵匡胤对臣子说过：只要天下一闹，我就扩军，招来好多饥民。这招确能解决问题，所以宋代也没什么大的社会动乱，但宋代军队的动乱非常多，因为士兵没有尊严，脸上都要刻上字以防逃跑，所以五代起就有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由于城市原因，军队原因，文化发展的原因，便在宋代以后形成了一种游民文化。

【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

田炳信：我研究过单位问题，我认为单位的确很像宗法制度。只要你跟单位领导的关系搞得好，即使犯点小错，甚至犯点小罪，他都可以帮你兜着。所以现在有些人还很怀念单位的保护功能，但它的控制功能就不喜欢了，你说对不？ 王学泰：我们不把解放后的单位制度比作宗法制度，但它的很多地方的确很像宗法制度。我们现在老说o(︶︿︶)o 唉，其实o(︶︿︶)o 唉的本质就是本属于为公共服务的权力，被掌握了公共服务权力的人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里又包括谋取经济利益和谋取政治利益两种，后者有时就会对你进行迫害。你如果跟单位的领导不和，他能把你整得死去活来。凤凰卫视台的《人间冷暖》节目讲过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一个工人的故事，就因为他把公家购买工具剩下的十几块钱借给一个急用的工友几天，就被工厂领导以“挪用公款”的罪名送去劳教。“文革”时，领导又二话不说把他弄到江西一个农场劳动。许多年后回到上海，户口一直无法恢复，二十多年来都过着无户口的“黑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工作。他没有户口的唯一一次好处，就是有次他被汽车撞成重伤，人家以为他死了，便送到火葬场，火葬场发现他没有户口，说什么也不给火化，要找到证明才行。结果三天后，他醒过来了。没户口又救了他一命。 所以从这件事来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应该说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公民的权利，都有公民的性质，这样它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而不能说，改革完成后，它从半宗法制社会中出来，又转到了另一个仍然是宗法充斥的社会。

【避免动荡要建公民社会】

田炳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单位冲击很大，游民文化的影响现在是扩散了还是缩小了？ 王学泰：我们现在的单位人跟过去的宗法人有类似之处，但单位人不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而是靠职业分工，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也跟过去宗法制社会中宗法人变成游民的情况不同。首先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就能够容纳大批从单位游离出来的人，社会容纳力比过去强多了。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和思想状况跟古代不一样。古代遇到游民问题，政治家、思想家没什么新的办法，只能提出一个“驱游民说”，就是把游民再赶回土地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之所以出来就是因为土地容纳不下他。

田炳信：我们当年不也搞过下放吗，由于苏联从支援变成封锁，城市项目萎缩，很多人便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王学泰：过去驱游民也好，现在的措施也好，都是行政上的，实际上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可以回顾一下，封建社会特别繁荣的城市，后来都凋零了，因为当时农业的容纳量是有限的，只能大概养活25%的人口，就是有75个人当农民，就能再多养活25个非务农人口。如果城市太繁荣了，游民太多，超过了25个人这个数目，就会开始动乱了，实际上到20%的数目就意味着社会动乱了，这是当时经济的一个平衡点。我们现在的社会就不同了，全球一体化，人口再多，你有钱就行了，什么都可以买到。但古代社会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粮食问题没法解决。 但是，现在单位人出来后造成了一些类似游民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要动乱的一种势头。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让单位人出来后变成一个完全的社会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单位人从单位出来后，脱离了保护，也脱离了束缚，是很像游民了，但他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公民，不仅他们，那些有单位的人也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公民。我们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有“一治一乱”之说呢？就因为有大批游民从社会中游离出来，他们成为历来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和重要力量。

【“仇富现象”与李逵杀人】

田炳信：解放后我国通过单位和户籍制度，很早就把游民问题固定下来了。封闭其实就是对落后管理的一种保护，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把所有的人固定在一地、一时可以，一世绝对不行。现在的社会是个动感社会、流动社会，各种思潮、想法、说法多如牛毛，社会的管理难度比以前大了许多，尤其是这些年，在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仇富心理正在悄悄地蔓延。 王学泰：现在有人看到一些富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便惊呼中国人中有一种“仇富现象”，我以为这个词组不太准确，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谁也跟钱没有仇”，所以严格地说应该是“嫉妒别人富”，特别是嫉妒我们这一代“新富”。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是一文不名，为什么不出十几年几年，有的人便身家暴涨达到几千万、几亿、几十亿？他们中间有许多为富不仁和“第一桶金”来得不太干净的，便使得平民百姓的心理失衡。 其实，在社会底层还存在着另一种“仇智现象”，却不被人们所关注。这种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视是有传统的，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分析游民平等观时就提出，《水浒传》作者的理想“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在国人中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但其野蛮与反文明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游民为什么有着反智倾向，是因为这些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们，也被宗法文明（也就是现在一些人热衷恢复的“传统”）所抛弃，于是他们在文化上是接近赤裸的，也就是说在野蛮状态的，但这种状态又被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是“天真未凿”。小孩子是天真未凿的，但小孩子没有破坏力量，可是李逵要用蒲扇似的巴掌打你一下，你会是什么感受？有力量而无文明，本质就是带有破坏性的野蛮。李逵抡着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是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在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上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思考。

田炳信：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平衡，问题是这种不平衡追本溯源，要有个合理的解释。就像俗话说的，天条可犯，众怒难犯。 王学泰：我觉得游民问题在当前已非常严重，特别是民工，他就是游民，不是流民，包括下岗人员。现在就是立一万个法也解决不了农民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将来的社会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在相互补充中求稳定。没有一个领导能说，这些利益都是我的，我想给你一点就给你一点。只有解决了游民问题，才是避免社会“一治一乱”的一个主要保证。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贫富不均，实际上我们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手头掌握了那么多钱，可以为解决社会不公提供经济支持，而不能把这些钱用在公费旅游什么的上面，给糟蹋了。

田炳信：那些钱给农民做点事都够了，马路上也别今天修了明天拆。当年日本人从我们这儿弄到的钱，都搞教育设施了，提高国民素质。 王学泰：很对。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兵书上讲的。货如轮转，人如潮涌，这是商人企盼的。风从群鹰击，云从万马来，这是画家调颜运笔的气势。峨帱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这是游子历经千辛万苦后回归故里的感受。出没波涛三万里，笑谈古今几千年，这是文人墨客出游的情怀。 古语云：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我说，静而有动，动而有静，人也，天也，地也。从自然到社会，从苍天到大地，从远古到当下，一个动字横贯东西，跳跃南北。一个逝去的朝代，一个正在添枝长叶的朝代，都离不开动极自然静，静极自然动的规律。褒贬是史学家的事，好坏是道德学的事，成败那是后人谁都可以评说的事。

　　3月19日，浙江永康一名高三女生穿着汉服，若无其事地走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该女生见到记者时弯腰作揖，动作优雅大方，称穿汉服到学校是希望向同学介绍汉服文化。学校表示为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已经派老师“送”其回家换衣服。（《广州日报》3月21日）

　　这起风波并不复杂，一方是热衷宣扬汉文化的“汉服女生”，另一方则是以影响秩序为由，遣送该女生回家换衣的学校。事件中“汉服女”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学校“强制遣送”的不由分说，引起网友热议，不少网友指责学校不够包容，并慨叹对民族文化的担忧。

　　从身着汉服，到弯腰作揖，该女生可谓醉心汉服文化。在没有违反学校规定的前提下，这样的表达本无可厚非。甚至，在传统文化对年轻人影响式微的当下，比上露脐露背的火辣时装，她对汉服的钟爱，对传统文化的热忱，值得赞扬。

　　反观学校，在多年强调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下，突然冒出个女生身着汉服来上课，其惊慌程度不难想象。出面干涉，甚至强制遣送，其实也并非不能理解。这固然和应试教育下教育者思维僵硬、忽视个性不无关系，但却更多是出于惯性反应，即怕惹事、怕不良影响的第一反应。

　　两者既然都可以理解，那公众热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议论此事的无形中，由于“汉服”寓意之特别，学校态度之强硬，不少网友已拔高到对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心的讨论，把此事拔高到当下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漠视，甚至扼杀。议题也上升至：“汉人可不可以穿汉服上学？”、“中国人对民族服饰已感到羞耻了吗”等等。

　　动辄上纲上线，总会过度延伸事件价值本身，遮蔽了本质。将“学校不许身着汉服上课”延伸至“中国人对传统服饰感到羞耻”，再升级到“我们民族就是这样对待民族服饰及传统文化的吗”等宏大命题，都是过度解读。学校采取强硬措施，确实有许多不当，理应以劝导而非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中反应的固然是应试教育下的种种不合理，但若据此就借题发挥，铺陈到“民族自尊心”、“国民劣根性”等论调，未免小题大做。

　　很明显，校方眼里的“奇装异服”和一般公众眼里的“奇装异服”，其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一大片校服里的“汉服”，确实引人注目，分散同学注意力，进而影响别人上课，确实算的上“逾矩”，可视为“奇装异服”。而公众眼里的“奇装异服”，却属“衣不惊人死不休”之类，汉服当然又算不上，可谓此“异服”非彼“异服”，因此，“汉服也算奇装异服吗”等质问，属于偷换概念，有些乱扣帽子，强词夺理了。

　　再做一假设，倘若该女生身着过于暴露，不成体统，那以笔者之见，许多网友的立场兴许会改变。但在校方眼中，两种着装差别并不甚大，即都会产生“不良影响”，态度可能并无二致。宣扬传统文化虽好，却须选对方式，尤其不得影响他人权益。何况，这种艰巨使命远非个人能够胜任，需要教育工作者改变教育理念，需要教育体制和全社会的共同协作。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王大鹏

观点二：《怎么解读“高三女生穿汉服上学被遣送回家”》

这是一个“穿越剧”盛行的年代，在很多现实问题不能直接表达的困境里，穿越或许是一个无奈而又新鲜的体验，而这种表达也迎合了处在青春幻想期的少男少女们，所以，当浙江永康丽州中学的这位高三女生穿着汉服来到校园上课时，很多她的同龄人以为自己穿越了，来到了古代。

这位女生的态度很明朗，自己喜欢汉文化，喜欢汉服服饰的大气和精美，想借着穿汉服的行为艺术来传播汉文化。应该说小小年纪能有如此雅致的爱好的积极的作为，作为校方、家长、同学都应该鼓励才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这个女生已经被老师送回家，换下汉服，穿回“正常”的衣服，并且当天下午也没让该女生再回学校上课，好像有让其在家反省的意思。

其实这个结果毫无悬念，因为该女生穿着这样一件汉服走进校园，引起学生的围观是必然，让校方紧张和担忧也在预料之中，因此也就有了学校的强制手段——送女生回家，监督其“纠正”穿衣风格，这样做，学校是省事了，消除了一个不稳定的隐患，但对该女生是否造成心理上的打击，则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了。

在这里笔者想到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不顺势而为，趁着这个女生穿着汉服的几乎，让各年级各班的语文老师讲讲汉服的有关常识，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呢，当所有的学生对汉服饰都有了一定了解的时候，还会对这个女生围观并影响学习吗？一个学校的人数是有限的，当大家对这种穿戴逐渐习惯并形成审美“疲劳”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学生围观吗，再者说了，围观真的能造成什么学习上的影响吗，我们的学生难道那么经不起影响？小小一件汉服都能让他们心神不宁吗？

当应试教育的指挥棒高高在上的决定着学生的兴趣爱好时，任何与规定的爱好不同的志趣都会被认为是异类，而很多移民国外的中国父母移民的最大动力恰恰是这一点，对孩子天性的扼杀让所有的家长不能接受，而各种各样的软杀伤却无处不在，让人痛心，对汉服女生的处理恐怕就是一例。

汉服是不是奇装异服还无定论，但该女生的初衷却是弘扬汉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服饰方面的知识，本来良好的愿望，淡定的心态，却遭遇应试教育的蛮横和无礼，如果可以穿越，笔者认为她会同意穿越回汉代。奇怪的不是汉服，人心比汉服更奇怪！（王丽）

英格兰人始祖盎格鲁-萨克森人来自欧洲大陆，一贯以野蛮好战著称，后来被英伦三岛上的土著居民凯尔特人邀请前去，是為了抵御外来侵略，没成想这帮人从此就赖著不走了，直到今天。算起来英国人的祖先是标準的蛮族，虽然不是那些把欧洲搅和的狠晕乎乎的大蛮族，也是颇為不讲理的小蛮族。按理说他们的民族感情容易受到伤害才对，毕竟跟他们有关系，但他们制作的游戏没有替老祖宗隐瞒什么的意思，反而把蛮族的野蛮粗陋暴露的淋漓尽致，并以此来当卖点赚钱。现在的欧洲混的好点的国家都是当年蛮族的后代，英法德都是泛日尔曼系。

时光倒退700年他们还都是成天揣把斧子到处杀人放火，把人放倒了旁边亲人在哭他还在哈哈大笑那种。不过西方主流歷史学家不论是日尔曼人后代还是斯拉夫人后代，或者是受害者拉丁人后代，蛮族入侵造成欧洲大幅度倒退，罗马文明毁于一旦，欧洲大陆回到了野兽世界，蛮族入侵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大灾难是公认的事实。他们是蛮族的后裔，為什么他们还谴责蛮族入侵呢，没有替自己祖先入侵罗马寻找合理证据啥的，那是因為他们把自己当成文明人看。

我们再将目光从遥远的欧洲回到我们亲切而又熟悉的天朝，这样一个把“五胡乱华”叫做“五胡入华”的国度。联想起某国经常谴责邻国把在教科书上把“侵略”替换成“进入”，狠熟悉吧，这不是亲哥俩吗？到底是谁山寨谁的还不一定呢。欧洲是如此看待蛮族入侵的，与几位朋友于是戏言如果天朝拍摄南北朝的影视剧会成什么样子。兹摘取数语如下，聊博一晒：1、各民族亲如一家，鲜卑族老大娘下雪天送羊肉给羌族孤儿吃，羯族姑娘舍身救汉族男青年。2、拓跋圭爱民如子，看到汉人生活艰难潸然泪下，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 ，最好加上他大咳不住带病工作，身边太监劝不住内牛满面的镜头。3、冉閔是极少数不明真相破坏民族团结的小丑。心胸狭窄，做事愚蠢，刚愎自用。导致被被鲜卑人包围。鲜卑人待之以恩德，晓以大义，冉閔羞愧无比，双手拉住慕容垂，说：还是你对啊，民族团结是歷史大趋势，我错了～～

历史资料：五胡乱华

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东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割据政权。即西晋永兴年建立的成（巴氐）、汉（匈奴），西晋亡后建立的前赵（匈 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 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 凉（汉）、夏（匈奴）、北燕（汉）。此外，还有冉魏（汉）、西燕，但没有包括在内。汉和前赵算一国，史称十六国时期。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匈奴、羯、鲜卑、氐、羌，史称五胡。习称五胡十六国。

五胡乱华与杀胡令

中国自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进行骚扰和迁徙，经汉武帝武力打击后，匈奴元气大伤，导致分裂。除西迁部分之外，其余归附汉朝，汉朝赐予其土地，匈奴等胡族就这样在华北附近地区逐渐定居生活下来。西晋后期，经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中原汉族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胡人趁机起兵，于是中原大乱。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百余年间胡人汉人相互征伐，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 主要的五个胡族为匈奴、羯、氐、羌、鲜卑，此外还包括丁零、乌桓、卢水胡、巴氐、铁弗等部族。

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永嘉之乱以后，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中国北方则长期陷于战乱，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当时，留在北方的汉人命运很悲惨。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残留的汉人，为了活命，纷纷筑堡自卫，与胡人对抗。试想，如果照此下去，等胡狄之族杀尽了北方汉人，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再向南方的东晋扩张，汉族就很可能像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的民族一样被蛮族消灭掉。所以，可以这样说，后来冉闵推行的杀胡令，是在华夏民族存亡接续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重要的抉择，是挽救了中华文明的一次最关键的行动，也是在古代四大文明中，至今只有华夏民族文明得以延续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其余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无一例外都亡于蛮族的野蛮侵略。

西晋八王之乱时（公元304年），鲜卑族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幽州刺史王浚发现后，要慕容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五胡乱华时代，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几乎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羯族和匈奴在五胡乱华时代屠杀汉人表现得最为凶残的种族，其中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据历史记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就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这也是后来羯族被汉人重点打击并被灭族的原因之一。到冉闵推行杀胡令的时候，五胡乱华前西晋的2000万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了4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羯族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羯赵皇帝石虎死后，羯赵大乱，兰陵郡汉人将军冉闵，兼并数万汉军，建立起汉人的大魏政权。并下达杀胡令，号召汉人进行民族报复。公元350年前后，冉闵驰书各地，号召中国汉人扫清中原，屠杀胡人复仇。史载：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汉人都纷纷起兵。甚至远在陇西的麻书收到冉闵的杀胡令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应。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常山以南、安微江苏北部等地被杀的胡人不计其数。在这场民族的血腥报复中，有些长的像羌、氐的人也被滥杀，山西南部更是被滥杀过半。冉闵还亲自带兵杀胡，《魏书》记载冉闵攻下邺城后，仅在邺城一地就杀灭胡族二十几万，主要为匈奴和羯族，其余还包括部份羌、氐、鲜卑、巴氐等。《资治通鉴》第九十八卷载：冉闵宣令，内外六夷，敢称胡人者斩。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闵知胡之不为己用，遂班令内外：“汉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士兵提一级。”一日之中，斩首数万。冉闵亲帅众人诛胡、羯等族，无分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他先后歼灭后赵在北方燕、代之地和西面关、陇之地的胡人边防军各十余万，数万战俘尽数坑杀。《魏书》记载，冉魏时汉人捉着的胡人，不分男女老少贵践，悉数坑灭之。

冉闵建立魏帝国，推行杀胡政策后，原先入塞本相互仇视的胡族空前团结起来攻击他建立的冉魏帝国，冉闵与各胡组成的联军在中原无休无止的混战，史载，他“立国三年，无月不战”。 冉闵除在攻打襄国时十万魏军被二十万胡人联军击败外，其余每战都是以少胜多，歼灭五胡军队无数。冉闵将军异常英勇，正如晋史对他的描述“身高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攻战无前”，每次临战他都冲锋在前，骑朱龙马，左手使双刃长矛，右手持连钩戟，杀敌数百人，其勇猛令五胡军队无人能挡。如《后赵录.石虎传》载：三个胡酋趁冉闵率大军进攻其它胡酋的机会，率骑七万袭击邺城，冉闵得知后，急率一千余骑兵回来救援，刚好与胡骑在邺城北面相遇，冉闵一马当先，所部千余骑都跟着奋勇冲杀。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胡部皆应锋摧溃。《十六国春秋》载：匈奴王刘显在冉闵攻襄国之后，帅众十万攻邺，闵率数千骑出战，冉闵大败刘显，斩万人，冉闵带军追杀，再战，斩三万余人。冉闵在众胡联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中创造了很多军事奇迹，与鲜卑的决战前，他以一万汉军敌十四万鲜卑铁骑十战十捷。后来中计被困时冉闵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一说朱龙马是累死）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死后被其对手追封为“武悼天王”，一个武，一个天王，入木三分地体现了胡人对其深深的畏惧！

当时冉闵建立大魏政权，发起对胡人的屠杀后，迁到中原地区的数百万胡人首当其冲，在冉闵和中原各路义军连战连胜的武力威胁下，有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自逃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九大石胡甚至从此迁回中亚老家。结果在返迁过程中在路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民族的胡人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魏书》记载：及至杀胡令下，幸存胡人为避免被屠，竞相北走，数百万诸胡部众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由此可以看出冉闵造成这场胡族大返迁，导致数百余万各式各样的胡人种族大量死亡达十之七八，间接消灭了数百万胡人。这时的胡人方才见识了汉人血腥报复的可怕，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往往打仗不论男女老少举族皆兵，所以当时的汉人才会将对胡人是仇恨上升为举族的仇恨。试想一下如果冉闵当时不发起杀胡运动，不号召北方汉人起来反抗，不驱逐各胡族退出中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匈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对中国作恶最深，冉闵在羯赵内乱之时，建立魏国，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匈奴士兵，致使羯族精锐尽失。冉闵后来又在邺城杀了二十几万羯族，山西南部的羯人也被报复的汉人杀绝，羯人从此灭绝。由于当时的种族报复屠杀，致使占据中原的像羯族一样的很多胡族被彻底灭绝，肆虐中国四百多年的匈奴几乎被灭种，极其少数的遗留者也逐渐被汉族同化，匈奴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历史彻底宣告终结,从此以匈奴为名的力量就不再见于中国历史。

冉闵下达的《杀胡令》

诸胡逆乱中原,已数十年,今我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暴胡欺辱汉家数十载，杀我百姓，夺我祖庙，今特此讨伐。犯我大汉者死，杀我大汉子民者死，杀尽天下诸胡，匡复汉家基业，天下汉人皆有义务屠戮胡狗 。冉闵不才受命于天道，特以此兆告天下：

稽古天地初开，立华夏于中央，万里神州，风华物茂，八荒六合，威加四海，华夏大地，举德齐天。蛮地胡夷无不向往，食吾汉食，习吾汉字，从吾汉俗，此后胡夷方可定居，远离茹毛饮血，不再兽人。然今，环顾胡夷者，无不以怨报德，抢吾汉地，杀吾汉民。中原秀丽河山，本为炎黄之圣地，华夏之乐土，而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前晋八王乱起，华夏大伤，胡夷乘乱而作，扰乱中原，屠城掠地。永兴元年，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易水为之断流。羯狗之暴，以汉为“羊”，杀之为粮。永嘉四年，围猎汉民，王公忠烈射死者十余万。不日，夷人匈奴，四面纵火，烤汉为食，死者二十余万。太兴元年，愍帝受辱，崩于匈奴。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今之胡夷者，狼子野心，以掳掠屠戮为乐，强抢汉地为荣。而今之中原，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天地间，风云变色，草木含悲！四海有倒悬之急，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中原危矣！大汉危矣！华夏危矣！

不才闵，一介莽夫，国仇家恨，寄于一身，是故忍辱偷生残喘于世。青天于上，顺昌逆亡，闵奉天举师，屠胡戮夷。誓必屠尽天下之胡，戮尽世上之夷，复吾汉民之地，雪吾华夏之仇。闵不狂妄，自知一人之力，难扭乾坤。华夏大地，如若志同者，遣师共赴屠胡；九州各方，如有道合者，举义共赴戮夷。以挽吾汉之既倒，扶华夏之将倾。

作者：书剑漂0

中国新政权在二战后，没有继承的地方，主要是，蒙古，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当然也应该包括海参威。以及，被苏联占据的其它地方。

这些地方，一般属于两类。其一，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如，中国丢失的海参威，被苏联占据的其它地方，以及英国与葡萄牙的殖民地香港与澳门。其二，当地或转移过去的政权。比如，蒙古与台湾属于这类。

中国丢失的领土，被别国殖民的地方，又有两个模式。一是，赶尽杀绝型。比如，中国东北丢失给俄罗斯的土地，上面的原住民，就被殖民者，赶尽杀绝了，变成了只殖民，俄罗斯人的殖民地。二是，混合型殖民地。既有宗主国的殖民人口，也有本地的原住民。香港与澳门就是这个类型。殖民地的最终命运也取决于殖民地上面的人口构成。这是决定，人心所向的重要因素。中国丢失的殖民地有两个命运，回归中国，永久丢失。香港与澳门，由于绝大部分人口是汉族人，就比较顺利的回归中国。而被俄罗斯占去的殖民地，由于生活着俄罗斯族人，几乎没有汉族人。不可能回归中国。中国现在也不对这些地方能否回归中国，寄予多少希望。

当地或转移过去的政权，又有两个情况。一是，非汉族人政权。比如，蒙古。虽然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中国对蒙古人的吸引力不是那么大。就是现在的以中华民族自居的政府，也清楚这一点。也不对蒙古是否回归中国，寄予多少希望。因此，就基本不提这个事情。蒙古政权当然也不提这个事情。

二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曾经统治过中国，现在已经被迫退出大陆。这个政权基本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没有忘记，重新管理中国。只是在管理方式上，与大陆政权有所争议。现在，台湾也有许多人，要求永久脱离中国。当然，也有许多人，反对永久脱离中国，这些人只是在究竟怎样与中国融合，有所分歧。

蒙古政权与台湾政权，虽然人口构成都是中华民族，但是，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小就不一样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人口构成的差别，一个是中华民族中的蒙古族人，一个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人。两族人民，对中国的向心力是有差别的。虽然，新政权中，汉族人地位并不高。但是，由于汉族人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对现代的汉族人，影响很大。这是汉族人，对中国具有较大向心力的原因。如果在政策上继续压制汉族人，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就会慢慢降低。这是毁灭汉族人对中国向心力的主要办法，就是，在政策上歧视汉族人。也是彻底分裂中国的捷径。

台湾如果生活的不是汉族人，那么现在就不会有什么台湾问题了。台湾也许，早就是一个加入联合国的政权了。当然，就不存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了。之所以有两岸统一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台湾是汉族人。原因就是，过去的台湾人不愿意永久与大陆分裂，现在的许多台湾人也不愿意永久的与大陆分裂。而蒙古就不一样了，说独立就独立了。到现在也无所谓蒙古问题了。有人会说，蒙古是在苏联的支持下，独立的。苏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那么，台湾的支持者，难道就不强大了吗？并且有海峡相隔，如果独立，相对蒙古，就更容易。但是，为什么独立的恰恰是蒙古呢？原因就一个，两个地方的人口构成不同。

民族构成对省份的独立意识影响是很大的。中国有30多个省级单位区域。绝大部分都以汉族人为主。只有两个省份，汉族人构成不占优势。西藏与新疆以非汉族人为主，这两个地方，也是大陆具有明显分裂活动的省级区域。大陆只有两个省级区域不是以汉族人为主，这两个省级区域，分裂的活动，在大陆最多。如果大陆的各个省份都不是以汉族人为主，那么，几乎可以说各个省份，都会有较多的分裂活动。从这些省份的实际统计上看，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一般要超过非汉族人。

有人说，以汉族人为主的台湾，也在搞着分裂活动。就算如此，那也是占汉族省份的很少的比例。3%点多的概率。而以非汉族人口构成为主的省份，具有明显分裂趋势的，却是100%的概率。当然，必须分清台湾情况的特殊性。如果中国的各个省级区域，都拥有台湾那么大的实际权利，那么，非汉族人为主体的省份，早就独立了。例子当然有，蒙古就是典范一例。

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是比较强的，是维护中国完整的最主要力量。而现在的一些政策，对打击汉族人对中国的向心力，作用很大。这极大的削弱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人，影响也很大。计划生育通过具体的生育政策，减少了中国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减少了，对中国向心力比较大的人口比例。等效于平均减少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向心力。

附文1：汉族不灭之迷“繁衍的作用”

中国特别是汉族可是个多灾难的民族，历史上数不清楚的天灾人祸，几乎把整个民族葬送。而比内战和天灾更可怕的有意识民族灭绝政策更危险，但汉族就是这样挺过来了，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民族。

中国特别是汉族可是个多灾难的民族，历史上数不清楚的天灾人祸，几乎把整个民族葬送。而比内战和天灾更可怕的有意识民族灭绝政策更危险，但汉族就是这样挺过来了，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民族。

汉族具有强烈的融合性，善于把其他民族融合到汉族对民族的发展功不可没，但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因为融合总是人数少的民族融合到人多的民族，如果汉族人口相对少的话，不但不能融合其他民族，恐怕自己都有可能被融合。

那汉族几千年来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就是自己繁衍的作用了，汉族从很早就对人口的繁衍有很大的推动，后代众多是被认为幸福和骄傲的事情，反而后代少就不好了。在这样的动力下，人口的繁衍总是填补了损失，不断的发展起来。而同样世界上某些民族则因为繁衍能力和观念，逐渐走上消亡和衰落。

北美的印地安人是个好代表，他们在不断的民族清洗下逐渐衰落，有的种族甚至绝种，如果不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出现，恐怕整个北美印地安人都没有了。而拉美的印地安人因为自身的繁衍能力，也不可能被杀光，所以保持下来，但因为缺少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他们与欧洲人融合了。但却没有灭亡。

而中国从远古时期就不断面临着外族的威胁，有的时候甚至是民族灭亡的威胁，但因为自己本身繁衍能力，比任何一个曾经差点把它灭亡的民族发展的都壮大。最早戎族威胁着中原，但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真正带来民族生存威胁最早的是匈奴，汉高祖白登被困就说明了，但随着汉族的繁衍能力，在作战质量上的不足很快被数量弥补，最终汉族笑到了最后，而匈奴则不复存在。

还有突厥人，他们也曾经想把汉族灭亡取代汉族，但他们虽然作战能力高，但在民族繁衍上落后了，汉族用人口这个武器最终战胜突厥，而突厥人只好放弃争夺汉族人的土地，转而争夺其他民族的土地，就有了今天的土尔其和阿塞拜疆。

而第一次真正想把汉族完全灭亡的外族是铁木真统治之后的蒙古，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计划的进行民族灭绝，妄图消灭汉族，这样的过程从铁木真开始一直到蒙哥和忽必烈时代早期。当时蒙古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所有的汉族人杀死。蒙哥时期在四川就是这样做着的，几乎杀光了四川的汉族人，但很快就被湖广来的移民补充上了，蒙哥见识到了强大繁衍能力的厉害，也因此死在了四川。即位之后的忽必烈早期也想进行灭亡汉族的行动，但他发现汉族的繁衍能力太强，杀也杀不完，于是只好采取怀柔政策。整个南宋时期虽然每年都战乱天灾不断，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屠杀不断，民族始终存在危险，但人口并没有很大的减少，这与汉族的强大大繁衍能力是有关系的，也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创造了条件。

而在近代日本人也想这样做，但他们遇到了蒙古人一样的问题，汉族人的人口基数太大，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掉整个汉族。而相同时间在欧洲的犹太人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在欧洲的人口基数少，几年的时间整个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就不多了。如果不是犹太人是世界各地分布广泛，纳粹被打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而如果犹太人遇到汉族同样的情况，比如蒙古人把整个汉族的居住地完全统治，就如同纳粹完全统治了世界，那犹太人还能够有吗？

举个自然里的例子，这里不是侮辱汉族，只是大自然里的规律，大自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有人的历史里，人就不断对老鼠蚊子和苍蝇这些对人类有害的动物进行灭绝，但很不幸，这些没有智力的动物他们好象比人类发展的更好，原因是什么？是它们强大的繁衍能力和应变能力，而汉族就有这样的能力，自然界许多事情都如此相同。

说个题外话，如果老鼠也自己进行节育，那老鼠会是什么结果？

附文2：南斯拉夫的民族悲剧

原南斯拉夫地区概况。现在至少属于6个国家。如果包括科索沃，将是7个国家。这7个国家，原来共同属于南斯拉夫。

1995年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

斯洛文尼亚，面积2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人口密度为100人每平方公里。斯洛文尼亚民族约占８３％。少数民族有匈牙利族、意大利族和其他民族。官方语言为斯洛文尼亚语。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斯洛文尼亚２００７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６６１６欧元。已经属于高度富裕国家。

克罗地亚，面积5.65万平方公里，人口480万。从另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国家有4 4 4 万 人口(2006年7月)，不知道哪个准确，人口怎么会越来越少。人口密度为85人每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是克罗地亚族（７８．１％），其他为塞尔维亚族、穆 斯林族、匈牙利族、意大利族、阿尔巴尼亚族、捷克族等。官方语言为克罗地亚语。主要宗教是天主教（信教人数占总人口的７６．６％）。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面积5.11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人口密度为88人每平方公里。穆 斯林族40%、塞尔维亚族30%、克罗地亚族17%、阿尔巴尼亚族、匈牙利族等。伊 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穆 斯林族主要用塞尔维亚语。波黑由两个实体组成，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联邦（中文又称穆克联邦）以及塞族共和国。位于东北境的布尔奇科市不属于任何一个实体。这是经过多年的战争，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是南斯拉夫解体后，战争的主要产生地。

塞尔维亚，面积8.83万平方公里，人口980万。人口密度为111人每平方公里。官方语言为塞尔维亚语。主要宗教是东正教。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２００５年塞尔维亚共和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３２７３美元。（包括科索沃，科索沃人口200万，面积1.09万平方公里。科索沃人口密度183人每平方公里。现在90%是阿族人，信仰伊 斯兰教。1930年大部分是塞尔维亚族人。阿族人靠高生育率，获得在科索沃的人口优势。）

科索沃与伏伊伏丁那的相同之处都是自治省，区别主要是，民族构成状况不同。科索沃是以阿族为主，伏伊伏丁那多个民族构成，这些民族之间相互牵制，形不成统一力量。科索沃的阿族是伊 斯兰教，与塞尔维亚民族信仰差别较大。伏伊伏丁那人口信仰东正教，与塞尔维亚民族信仰一样。信仰与民族构成情况的不一样，导致二地的独立愿望不一样。

黑山，面积1.38万平方公里。人口60万。人口密度为43人每平方公里。

马其顿，面积2 .57万平方公里，人口210万。人口密度为82人每平方公里。其中黑山族和塞尔维亚族分别占43％和32％。官方语言为黑山语。主要宗教是东正教。

按照上面的人口数量，估计在1995年，南斯拉夫范围内，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共有人口2150万左右。人口总量不多，但是，民族数量却不少。主要有6大民族。民族分布是大聚集，小杂居。宗教构成复杂。是欧洲民族构成与宗教构成最复杂的地方。各种矛盾产生的概率，必然较大。号称欧洲的火药桶。

塞尔维亚族估计占南斯拉夫总人口的40%左右。是南斯拉夫第一大民族。克罗地亚族应该是第二大民族。

铁托统治南斯拉夫约35年时间。是南斯拉夫后来战争悲剧的源泉。南斯拉夫原来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原来主要是三部分构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部分。此时的塞尔维亚，占南斯拉夫大部分的人口。铁托不属于塞尔维亚族，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铁托想方设法削弱塞尔维亚力量。从塞尔维亚分出了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内部分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铁托创造了南斯拉夫民族概念，这个无中生有的概念，其效果是，分化了各民族，主要是分化了塞尔维亚民族，这个政策不是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是破坏了民族融合。这些措施较大的削弱了塞尔维亚。使南斯拉夫各部分，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部分。有利于维护铁托的独 裁统治。铁托只想到自己的统治方便，没有考虑南斯拉夫的长远存在。给南斯拉夫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波黑人口构成主要是塞尔维亚族，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有信仰伊 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铁托为了分化削弱塞尔维亚族人，创造了一个新民族穆 斯林族。把信仰伊 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称为穆 斯林族。这个创造危害深远，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族。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斗争。

在2009年4月4日（周五）晚7點半開始的湖南衛視“天天向上”節目將做一期名為“夢回大唐”的節目，將介紹漢服。

放上网址，以便浏览：

上半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yNjE1NzI=.html

下半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yNjUzNjQ=.html

《天天向上》是由湖南卫视打造的大型礼仪公德脱口秀节目，2008年8月4日首播。节目的主持阵容由汪涵、欧弟、田源、钱枫、俞灏明、矢野浩二、金恩圣（小五）七位组成。该节目采用全国第一支偶像男子团体的概念，用各种形式来传播中国千年礼仪之邦的礼仪文化。节目氛围欢快轻松幽默，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有较高的收视率。另有同名歌曲、系列丛书《天天向上丛书》及同名电影。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 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几于毁灭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 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 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以利马窦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为例，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 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世界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　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 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满清，完全沦落为满清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比起满清时期“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不知多了多少的实干与自信）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 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 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 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人是用大脑思考的，满酋主子奴 才们至死都不相信）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满清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 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 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 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 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 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命妇是指丈夫或二字做官的妇女；士庶妇是指士或庶人的妻母。命妇的常服与士庶妇的常服士不同的。命妇能穿戴绫罗、锦、绣等华贵丝织品，而士庶妇只能穿戴绤、绢等普通丝织品。命妇能服用朱、紫等色，而士庶妇只能服用黄、白、青、碧等色。唐代命妇的服色随从丈夫的服色，开元十九年敕：妇人服饰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以上母妻通服紫，九品以上母妻通服朱，五品以上母妻衣腰襻褾缘用锦绣。元代服饰制度，命妇一至三品得服用浑金衣服，四、五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服销金及金纱答子。上述衣服当然不是士庶妇可以穿用的。

命妇佩戴的首饰和所穿衣服一样，取决于她的丈夫或儿子的政治地位高下。金、珠、翠、玉等只有命妇才能享用，士庶妇女不敢奢望。宋代规定非命妇不得用销金、泥金、珍珠装缀衣服，不得用金首饰，及以金为钏、珥、环等，亦不得用珍珠装缀首饰及顶珠、璎络、耳坠等。

（二）六服

据《周礼·天官·内司服》的记载，王后有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褖衣，即“六服”。并有白纱制的衣里以显示六服的色彩。袆衣、揄翟、阙翟是祭服。从王祭先王穿袆衣，祭先公穿揄翟，祭群小祀则穿阙翟。以上三种衣着，都刻缯为翟（一种有五彩羽毛的野鸡）形而彩画之，缀于衣上以为纹饰。袆衣玄质（一说素质），揄翟青质，阙翟赤质。鞠衣饰王后行亲蚕与享祀先蚕之礼的礼服，因此服色像桑叶始生之色。展衣白色，是以礼见王及宾客之服。褖衣色黑，是侍奉王及在家闲居时之服，当不属于礼服。

（三）秦汉礼服

内宫之服，即皇后、贵人等的服制，此时也已确定。祭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均为“绀上皂下”，即上衣天青色，下裳黑色。朝服，服色“青上缥下”，即上衣藏青色，下裳月白色。贵人则“纯缥上下”，即上衣、下裳皆月白色。上述之服，都是深衣制。其服饰区别明显。太皇太后、皇太后俱有簪珥，。皇后除了簪珥外，还有假结步摇。贵人则为黑玳瑁，加簪珥。长公主较之贵人，加了步摇。而其他公主则仅有簪珥。

（四）魏晋南北朝礼服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同男子服饰既有相似又较庞杂。命妇服饰略有增添，像北朝服饰多用锦绣。贵族妇女的礼服有谒庙服、蚕服，头梳假髻饰步摇花，并以钿的多少区分等级的尊卑。皇后假髻步摇十二钿，最尊贵；诸王妃、长公主饰大手髻七钿，次之；九嫔一下五钿；世妇三钿，最卑贱。

（五）隋唐礼服

皇后的礼服有三：

袆衣：深青织成为之，画翚，赤制，五色，12等。素纱中单，黻领，朱罗縠逯襈裾。蔽膝随衣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青袜、青舄，以金饰。这是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

鞠衣：黄罗为之，不画，蔽膝，大带，革带，舄随衣色，余同袆衣。这是亲蚕之服。

钿钗檀衣：12钿，服用杂色而不画。加双佩小绶，去舄加履，首饰大小花12树，以象衮冕之旒，又有两博鬓。这是燕见宾客之服。

（六）宋代礼服

皇后、皇妃及各内外命妇的服饰，据《宋史·舆服制》、《太常因革礼》和《文献通考》的记载，有袆衣、揄翟、鞠衣、朱衣、礼衣等几种。其首服有九龙四凤冠、龙凤珠翠冠、九翚四凤冠、花钗冠等。政和年间，制定命妇服制。其第一品为花钗九株，宝钿数同花数，绣翟九等；第二品花钗八株、翟八等；第三品花钗七株，翟七等；第四品花钗六株，翟六等；第五品花钗五株，翟五等。

（七）明代礼服

皇后的礼服，是冠为圆匡，外冒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加大小花各12枝，冠两旁各有二博鬓，12花钿。其服为深青色盘领或交领右衽的袍衫，领袖、缘为朱色。蔽膝也是深青色，缘为酱色。衫袍上绣翟纹，间以轮花，领织金龙云纹。内衬素纱中单。足着青袜和金饰的舄。

皇后和其他命妇的礼服还有大袖衫、褙子、霞帔等。大袖衫款式为盘领式对襟，衣襟宽三寸，有用纽子系结衣襟的。后身比前身长，行走时将所长部分向内折，用扣子固定，拜礼时则将内折部分放下。袖长三尺二寸二分，袖口宽达三尺五分，称为大袖衫当之无愧。褙子又称“披风”，与唐代的半臂、现代的背心、坎肩一类的服饰相似，为秋冬所服，夏季亦有。霞帔时贵族妇女礼服上专用的佩饰。因其美如彩霞，故取名霞帔。饰于肩部、胸部、背后。两肩各搭佩一条，每条五尺七寸长、三寸二分宽。搭佩比例是前较长而后较短。每条霞帔上各绣花禽纹样七个，随品级、身份高低而有别。在霞帔两端合处，有以金、镀金、银等制成的坠子。

尸山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重镇比，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无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二十四万清寇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八十一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鞑靼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寇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贼寇玉石俱焚，清寇不得不三军挂孝。破城之日，阎应元身中数箭投水自尽，被清寇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宁愿留忠发，不肯剃奸头,穿戴汉服死，不做旗装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让我们来重温360年前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吧！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江阴降清，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此后，方亨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满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我中国男儿岂可失身！！”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江阴义民正式反清复国。江阴百姓起义的消息传开后，伪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寇的进攻 。

闰六月二十一，伪清贝勒博洛命汉奸奴才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寇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十万。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寇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寇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残废，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寇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清寇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寇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寇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寇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寇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寇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寇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寇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寇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寇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寇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寇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寇，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寇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满清。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寇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寇营帐,炸死清寇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中国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鞑靼。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伪清亲王多铎（屠扬州之禽兽）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汉奸走狗孔有德（多年后被李定国军围于桂林，畏罪自杀）“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多年后被李定国将军击毙）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匪首博洛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

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做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情词悲楚，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

《纪念民族英雄阎应元殉国360周年》

之葵再拜泣下，蜚默默无语。

匪首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寇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寇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父子相见，兄弟相逢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寇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寇察探后，方知是诈降。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满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满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清二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寇。清廷多次劝降，城内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寇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炮弹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寇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寇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寇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寇上城时，一队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寇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寇才敢下城。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寇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寇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寇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寇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寇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

呜呼！中国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 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鬼子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若我国人还有明人之气节。何叫300年后日寇亲华，伪军大盛？

阎应元，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堪成明末四杰！彪炳千秋！！